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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创新

2007年10月17日 15:49
来源:凤凰网专稿

我们凤凰卫视的人员构成与搭配也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在这里,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和海外军团各展其能,他们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能产生出许多思想火花。来自台湾的佳佳作为一个天气预报主持人,一次竟拿出了六份创意。更有意思的是,凤凰内部还有一批走了又回来的人。这些人有的是求学回来长了本事,有的是走了一圈,发现凤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回来之后反而更敬业。

二、培育创新基因,以华商的创造精神拓展中华文化的变革性。

在禅宗故事里,一个老和尚问小和尚:"如果往前走是死,往后退是亡,你往哪里走?"小和尚回答说:"我往旁边走。""往旁边走",避免的是死亡,开辟的是生路。这是对变革性的生动诠释。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纪,文化的持续创新、企业的持续创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摒弃老套路、老办法,运用新技术、新手段。

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新技术、新手段是方法,创新的实质是生命活力的张扬。创新是一个眼界问题、观念问题,气质问题、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创新带给他人的感觉有三种:即陌生感、惊奇感、光明感。美国一位研究口述历史的专家称数字革命产生的网络、光盘、新的录音、录像设备将使口述历史成为怪物,但是,他又说,我们需要所有这些怪物,因为它们能产生新的魅力,是"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新途径"。

二是做变革性领导,通过"理念再造"培植组织"创新基因"。

变革型领导是继领导的特质论、行为论、权变论之后,理论学家们提出的一种新的领导类型。变革型领导的出现弥补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领导某些理念的缺失,有效地迎合了知识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对于组织和领导者提出的新要求。

据我观察,企业文化中一般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把营销当成企业的中心工作和生命线,一切围着营销转,一切为营销让路;另一种是把创新工作当成是专业人员的事,当成是"外脑"的事,认为只要肯花钱、组织了专门的班底,企业的创新工作就会有声有色。虽然营销与"外脑"的工作极其重要,但企业的生命更重要的在于创新与变革,在于培植组织的"创新基因"。让我们听听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概括性提示:"我们不能管理变革,我们只能领导变革。在一个结构快速变迁的时期,唯一能存活的只有能够领导变革的人。在21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是使组织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变革型领导所涉及的内容是如何变革、如何创新以及如何铸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管理过企业的人都知道,除非企业主管斩钉截铁地宣称,创新是公司应该优先追求的目标;否则,创新通常只会和其它作业性事务混杂一起,无法显出它的重要性。

一个记者问我: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我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的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希望攫取新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凤凰人的创作的意识是每天都在进行中的。创新的工作当然也要由带头的人来做,我们让很多的记者和编辑都在一线上去冲,我们去创新理所当然。在凤凰,中心工作就是创新,领导的首要任务也是创新。

被诩为全球第一的CEO,通用公司总裁杰克o韦尔奇认为通用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最优秀的公司,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通用公司愿意不断地尝试新事物,总愿意进行变革,并且能够对变革做出承诺。变革的根本并不在于"组织"的转变,而是组织中"人"的转变。"事在人为",只有"人"转变了才能最终保证变革的成功实施。

三、乐意接受变革带来的挑战,用思维方式的整体观弘扬中华文化的整合性。

中华文化中历来有很强的整合性色彩。西方的管理文化讲一分为二,认为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对或是不对两种结论,非黑即白。但是东方的和中国的管理文化与此不同,它会把二分成三,对任何一件事情总是想找一条中间的路线,或是把若干个方案进行综合,然后选取最没有矛盾的一条路,不讲是和非的问题,也没有黑和白的争论。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现在,西方人也在研究东方文化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整合性思维的概念。在对成功的企业领导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领导者在思维方式上大都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征:他们都倾向于且有能力同时接纳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既不会感到焦虑和不安,也不会简单地进行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新思路。这一新的思路,既融合了原先两种观点的冲突所在,又比原先两种观点更胜一筹。这种优化选择的思维过程称为整合性思维(integrativethinking)。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成功的机会:当我们遇到两个对立的方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选定其中之一当作是"正确的",当强迫自己"二选一"时,往往会把"错误的"观点中正确的一部分抛除,这就等于放弃了寻找更有创意的解决方案的机会。

在研究整合性思维的同时,世界范围的整合创新风起云涌。以媒体企业为例:美国的《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派驻各地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它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统计:2007年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贝塔斯曼。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贝塔斯曼)为242亿,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十四个大项。

美国媒体的整合能力和获利能力十分惊人。以时代华纳为例,它旗下的130种期刊的营业收入达到45.14亿美元,其中仅《时代周刊》年收入就达9.21亿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达到7亿美元。拥有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发行达220万份的报纸《今日美国报》的甘尼特公司是全美最大的报业公司,仅在美国就有日报101种,它的杂志《美国周末》的发行量高达2370万份,另外这家集团还拥有22家电视台,在美国和英国拥有210多个网站,年收入近70亿美元。FOX所属的美国新闻集团更是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拥有数百家有巨大影响力的报纸、电视台和互联网业务。

借鉴他山之石,我们华商也需要整合性思维和整合式创新。

一是挑战一切可能性。

接受信息爆炸、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挑战,迫使我们把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都装在脑子里,从而发现问题的整体架构,包括每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一个决策如何影响另一个决策,进行整合创新。

我可以介绍一下从凤凰网到凤凰新媒体的改变:它融合了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特性,结合网络的互动、即时、海量等特点,发展网络电视、手机电视、交互式电视、网络电台、电子杂志与书籍等,使媒体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融传统媒体的各种特色于一身,进行信息的自由接收和传递。整合后,凤凰新媒体的日访问量,在新闻垂直门户网站中排名第一,在综合门户新闻频道中排在新浪、搜狐、腾讯、网易之后名列第五,在中国所有网站中排名第三十,是2007年互联网最受欢迎网络视频第三名。每天为300多万中移动全球通用户推送凤凰时事评论,以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

二是包容与宽容。

今年年初,我到台湾高雄的佛光山与星云大师进行了一次关于包容的对话。星云大师讲到,有一次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讲演,该校的约翰·麦克雷教授在叙谈时说道:"你来美国弘法可以,但是不能开口闭口都是中华文化,好像是故意为征服美国文化而来的。"大师听了心中就有一个觉悟:美国人愿意吸收他国文化,但是他们害怕被人征服。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奉献,如同佛教徒以香花供养诸佛菩萨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好,人家的也好;而不是咱们的好,人家的不好。

傲慢自大非常危险。古代中国曾认为无须向外国学习任何东西,这是衰败的开始。

俗语说"有容乃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雍容华贵,就要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愈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国家愈是伟大。人类可以和人类自己相互为敌,但不能跟文化敌对。同理,在攀援的过程中,我们要征服的不是高山而是我们自己。一个企业在竞争的重压之下,如果仍有包容和宽容之心,能够容忍失败,能够耐心倾听,能够自我批判,能够成人之美,这个企业一定会前程无限、基业长青。让我们以冲破一切陈规的激情,敢于承担的勇气,虚怀若谷的境界,去发现,去创新、去求索,用我们的努力为世界贡献出截然不同思想方式、物质成果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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