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分两端看

核心内容：刘长乐：我认为文化大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实现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整个中国的发展能够实现一个平衡的、持续的进取，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它单纯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产业，它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两翼。

刘长乐：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通常把社会的发展，人类进步的发展比喻成一只凤凰，它应该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经济，一个翅膀是文化，而我们现在应该说经济发展已经相当迅猛，但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相对地滞后。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经济强国同样也是文化强国。但是现在经济强国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但是文化强国方面我们还有距离。所以，中央提出来关于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文化大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实现了一种非常好的平衡，整个中国的发展能够实现一个平衡的、持续的进取，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措施。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它单纯看成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产业，它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两翼。

对于文化的发展，目前中国特别强调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是从对文化产业化、文化的机制进行一种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出发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般是把文化的发展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个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一般是公益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一般是市场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强调的文化体制改革一般地来讲，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地位，就是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做出区分。比如我们说的芭蕾舞、交响乐这些东西是属于经典的，而且本身政府是需要有一定的补贴，公益机构有需要的赞助。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让它走入市场，它也可能就没办法运行了，其实这个不仅是中国，就是在西方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些完全对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行当，一些文化产业，就可以走向市场。比如电影或者是流行音乐，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没问题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做一个准确、清晰的定位，那么现在文化市场的定位是越来越清晰了，在文化市场定位方面，我觉得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关于文化市场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之间叫IPO的问题，就是市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IPO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因为为了能够集资，能够走资本运作这条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完全就是靠IPO呢？我觉得这个要慎重。所以，我就强调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IPO，就是走上市这条路上急不得、乱不得。因为急了和乱了就容易出现一些闪失。当然，我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文化的产业化是要按文化市场的发展规律来办事的，那么文化如果走IPO的资本运作的这条路，那么资本运作也有资本运作的市场规律，所以比如说资本运作的市场规律，我们都很清晰了，就是资本运作市场规律大家要靠非常好的回报率、市盈率，大家叫PE，你必须得回报。如果你的企业没有很好的PE，没有很好的回报率，它就不可能完成上市公司对它的要求和渴望。

同样，在上市公司的运作中间，还希望非常好的、透明的管理机制，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的企业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是不是都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上市公司的运作这样一个规律和机制。所以，我觉得应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在大发展和大繁荣的时候，也不是一哄而起，说得具体点就是不是“大跃进”，也不是“大革命”。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需要做一些清晰的、冷静的分析。我们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的发展，我曾经在深圳的有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就是动物和昆虫的一个对阵，因为它说是狗，另外昆虫就是蝗虫，但是我认为大陆和香港或者包括了港澳台和大陆，我们一般都叫两岸三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在加深。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加深了的现象，在过去，因为我到香港有20多年了，20多年前对大陆的那种鄙视和那种蔑视和现在相比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实际上包括对台湾，对大陆的一种蔑视或者歧视，现在是越来越淡。所以现在并不是矛盾激化或者是深化，或者爆发的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辩论或者这样的一个争吵？我觉得跟我们媒体的公开化和互联网，包括微博这种非常透明的、非常公开的、非常爆炸性的这种信息爆炸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等于全民都可以做电视台，全民都可以做广播电台，全民都可以做报纸，全民都可以做媒介，通过微博，通过互联网，这样就把一些本来并不是主流的一种对抗、一种对峙变成了主流了，因为它通过媒体，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需要大惊小怪，当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对峙应该去化解的。就像刚才我们参加了这个习近平副主席和港澳代表团的谈话一样，他也其中特别讲到了兄弟协力，其力断金，就是这种兄弟之间应该是要同心协力的，要团结、要和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媒体人要特别小心，就是媒体不应该夸大、渲染或者参与、放大这样的一种斗争，放大这样的一种不和谐，在这方面我认为媒体人应该去弥合、消除、淡化这样的一种矛盾，这样才能够做到起到媒体的作用。

这又回到了我们讲到的，关于一个文化自觉、关于道德底线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作为道德底线，作为我们每一个媒体人，不管是媒体人，包括政治领袖都应该有道德底线，就是道德底线实际上是一个普适的价值观，就是说他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道德底线应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应该共有的一种共识。我认为，在新闻领域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手段，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一种做法，我是不能接受的。作为媒体人应该怎么样把握我们媒体的道德观，我们媒体的价值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现在由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目前媒体的手段越来越开放，媒体的空间越来越广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重谈道德底线的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媒体人都应该注意，都应该尽守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