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充满了真诚的期待，以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主要是可以洗刷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赢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走向经济富强。张元济的这种心态就很强烈。1949年10月1日，在身历天安门广场的盛典之后，他百感交集，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并送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一套：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前贤，铲此毒，一雪此奇耻。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梁漱溟这位有“最后一位儒家”之誉的践行型知识分子，他自称“问题中人”，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寻找解决老中国问题的答案而苦苦求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他不相信武力能实现统一中国的愿望，所以一再地呼吁和平，直到1949年上半年，他还几次撰文敬告国共双方。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他指出：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

但当他目睹共产党以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结局后，他是由衷地佩服。他本来准备在重庆隐居不出，可禁不住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盛情相邀，也终于束装北上了。他对共产党的钦服是真诚的，这不仅从他解放之初写的《中国建国之路》可以看出，他首先列举了共产党的三大贡献：一是全国统一，国权树立；二是引入了几千来所缺乏的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从他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

这位极为自信的“问题中人”前半生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为国事奔走呼号，耿耿以中国文化续命为念。1951年10月5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袒露心迹：“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待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

在经历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之后，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读书人见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统一局面，岂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是张元济的自挽联中的“及身已见太平来”，还是梁漱溟1951年在政协会议发言中声明的“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完全是由衷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