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一样。

他在1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别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施复亮在40年代后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于建设，它使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共产党是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消灭阶级。这个过渡期间是相当长久，无产阶级专政乃为今日苏联的民主。既以一阶级专政自标而非全民政治，其民主的范畴自然狭小。……苏联的民主形式虽不如英美式的宽大，然而在这一狭小的范畴内，因为行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倒没有资本家从中操持的毛病，这可以说明，苏联这狭小的民主范围仍不失为真。”

在他眼中，“真民主”就是“包含了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民主”。而苏联恰好是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作是有“经济民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