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中共高层当时的政策取向，虽然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中就已明确提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但在1949年刚刚到来之际，这一切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反，即将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表现出了大度、宽容的一面。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讲话：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他要求采取“团结、教育和任用”的策略。

他批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这年5月，胜利已成定局，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开会，就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交代政策：“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他而且郑重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要花大力气团结旧艺人。

周恩来向即将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交代任务时说：“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科学家，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

周恩来的话虽然多少表明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但毫无疑问对于无数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选择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那时，中国的文化中心还在上海，那里真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不仅以其儒将风采倾倒了无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执行了周恩来、刘少奇他们的意图，一切都要等到政权稳定下来再说。陈毅对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时说：“你们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就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要居高临下，你先把这个意见告诉文管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谦虚谨慎。”所以在整个接管上海过程中，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不仅是上海，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基于“团结”、“争取”这样的政策取向，在大变动的前夜，各地、各大学乃至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对重要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做过工作，希望他们留下来。共产党人诚意眷眷地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责之以民族大义，这对那些骨子里都怀抱着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少有不动心的。这和国民党官员的傲慢骄横、飞扬跋扈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国民党方面动员沈从文南下、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之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大学生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

在浙江大学，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党用“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竺可桢以及一批开明教授寄贺年信，希望竺可桢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