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作‘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尽管他们不约而同时地梦想的“社会主义”的“大同”社会，和我们在1949后实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出人生抉择之时，这些潜藏在他们生命深处的梦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1949年来临之时，国民党政权的道义威信几乎已彻底丧尽，完全变成了腐败无能、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战场上的失败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不仅在农村，在城市广大的中下层民众中，在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确乎已人心尽失。

以储安平的洞若观火，早在1946年就对未来的可能命运有过清醒的判断，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这确是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题目。储安平先后给国民党这个政权下过几个断语，“失败的统治”、“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他对国民党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而国民党竟容忍《观察》周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存了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今天看来或许是个奇迹。胡适当年虽然也曾名列《观察》特约撰稿人之中，却始终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已经引起谢泳、程巢父等学者的注意。程巢父在《储安平致胡适的五封信》中这样分析：“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道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

说白了，胡适并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全盘否定的论政态度，在他看来，这样做恐怕太轻率了一些，事实本身要更复杂一些。他本人更愿意采取稳健的论政立场，这不是国民党不能批评，而是批评要有分寸。这是胡适与储安平的分歧所在，从中可以理解他们后来不同的历史选择。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储安平对当局持再激烈的批评姿态都算不得什么，遗憾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状态是不正常的，储安平的取向决定了他与国民党的势不两立，换言之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上，《观察》被封门是早晚的事，也使他逐渐要在对峙的两强中必须倒向其中一方，非红即黑，“墨”、“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虽然与他所倡导的“中立的”原则相背离，但到那一刻，他确已别无选择。这一切诚然否认不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在激荡的百年言论史上存在的意义。

从1949年以后储安平在复刊的《观察》上发表的东北纪行之类文章来看，他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一丝的虚饰和作伪成分，完全是真诚的，他看到了一套全新的运行有效的新体制，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氛围，从城市到乡村都有一些令他欣喜的现象。他的笔触失去昔日的批判锋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刻意做作的结果。当年9月29日，也就是“开国盛典”期间，徐铸成日记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这些微妙的变化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能不感叹新时代的魔力之强。连储安平那样犀利的目光、桀骜的性格都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这就难怪他江苏宜兴的老乡徐铸成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祖国的变化真大！”他们一行从香港北上，一路上如同走进了一个大观园，这些有见识、有阅历、经过无数大世面的人们都禁不住感到自身的渺小、无足轻重。

这一切的根由都来自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绝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仇恨与鄙视，特别重要的是时代转换之际的“一边倒”，从柳亚子他们对国民党战犯居高临下的谴责、问话中，大致都可以体会到他们的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