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温故》2005年第5期，作者：傅国涌）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去、留之间作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四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近三成。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占二十八位人文组院士的三分之一强。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包括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有很深感情的人们。

在1949年到来的前夜，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曾和其他十六位知识分子发表《中国的出路》，然而时隔不久，当年11月，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否定。在胡适去国不久，他七十岁的老友、有着深厚旧学根底的史学家、燕京大学校长陈垣就发表公开信批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不可回避的。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无时不在关注着老友们的命运，那些选择了留下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处境和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书信中有零零星星的反映。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及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的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廿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司、列宁主义’。Wonderful！”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道：“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

在1949年来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决定自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几乎都在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之交，方能得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这是他1952年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