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工作到底对沈从文、竺可桢等最终没有走有多大关系，已经无法猜测，但在心理上不会没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王芸生，就在他感叹前路茫茫、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地下党身份的李纯青，接着是奉命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共产党人杨刚及时给他做了工作。当他得知是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时，他马上就作出了留下的决定，取道台湾到香港，亲自安排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开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对王芸生来说，那是他个人和《大公报》最好的出路，毕竟当时有过口头的保证，报纸的民间性质不变，报名不变。

本来《大公报》到1948年还连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评，提出走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等主张，和知识界的胡适等人呼吸相通，他们的基本观点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这些文章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笔，或者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时局的变化之大超过了任何预测，国民党在前方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在后方也是糜烂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眼看着呼啦啦大厦将倾，《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已经为这份报纸的出路而忧心忡忡，以他阅世之深，他对时势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花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了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这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大公报》桂林版的退路一般，确是未雨绸缪之举。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不料4月4日他就积劳成疾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从此卧病在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黯然谢世。《大公报》的前途已不由他决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旦得到中共地下党方面的承诺，尤其是毛泽东的邀请，如同柳暗花明一般，让他迅速作出了选择。当然他作出决定的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打压与围攻，《中央日报》“三查”王芸生，给他带上了“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等红帽子。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共地下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纯青生动地记下了1948年冬天几度登门和王谈心的情景——

有一次对话如下：

“没有出路了！”他喟然长叹。

“想想办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国民党完了！”他说。

“为什么不找共产党呢？”我说。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他自叹。

……（下一次）“如果共产党要你呢？”

“那绝不会，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纯青告诉他，有人正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当他得知是毛泽东邀请他时，他有点惊讶，沉默了许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间，从美国回来的杨刚以中共“使者”的身份和他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杨刚再三承诺《大公报》四馆不易名、不换人，按原样出版，他动心了。最后他对李纯青表示：“甚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