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当钱穆谢绝荣氏集团中人的挽留，与同事、哲学家唐君毅一起告别江南大学，接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时，江南已风雨飘摇，百万雄师正在长江北岸枕戈待旦。作为历史学家、信奉传统文化的旧式读书人，钱穆已嗅到了那种让他难以接受的空气。“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这和当时许多人的看法是有距离的，“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其实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是没有看法的，他曾说：“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连钱穆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恨其不争”。但他毕竟还是与这个政权在情感上更接近些，当上海即将易手时，国民党政府早已迁至广州，弃数十年老巢而去的“山西王”阎锡山时为行政院院长，一次邀请一批党外人士座谈，主要是追随国民党的两个小党派青年党、民社党的成员，以大学教授资格被邀请的只有钱穆一人，他即席发言：“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在最后方，唯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他说自己的意思只是希望存亡危急中国民党政权“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无人理睬，不过是天真的书生放一番空言罢了，不过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钱穆之所以离开大陆、到香港办学的端倪来。

他在香港办新亚书院多年，曾邀请吴宓来，也曾多次促陈寅恪来，都被谢绝。他在《师友杂忆》中提起那时熊十力无意离开大陆，梁漱溟、杨树达等都不愿出走时，不无感慨——“如此之类，难于缕举”。

“根株浮沧海”的痛苦只有每个人自己咀嚼，胡适在离开大陆前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与傅斯年两人在长江边喝酒，也是一边背诵这首诗，一边禁不住泣下。“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实际上恐怕没那么简单，对胡适他们而言，哀伤的首先不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而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他们深感以和平方式播撒文明的种子、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努力即将付之流水。对国民党他们也有一肚子的不满，从抗战时期到1947年，傅斯年对权势显赫的孔、宋家族都有过激烈的抨击，写下了一系列震慑一时的檄文，因此而被誉为“傅大炮”。胡适从《新月》时代以来对国民党也多有批评，一度关系紧张。他们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群虽也有入阁做官的，但总体上并没有依附于国民党这个体制，他们的主要角色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兴趣的还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办刊物，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胡适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其中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1949年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