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并绵延不绝的“大同”之梦，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前景内心深处不仅没有抵触感，反而不无憧憬。早在1938年6月，周鲸文就在《时代批评》发表的《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

更早也是更有力的例证是1932年11月胡愈之主持的老牌《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了约四百多封征稿信，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其中，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后来活过了百岁、当时担任《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一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有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的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的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