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首次中国人沿郑和的航海路线，以航海的方式纪念郑和；是郑和下西洋路线的第一次完整再现；是第一艘走完这条航线的最小的船只；还是唯一的非航海专业人士驾驶的非专业船只完成的一次最长距离的航程，除船长翁以煊是环球航行华人第一人外，其他三人的航海经验为零。
撰稿／陈冰（记者）
600年前，郑和的巨大船队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航海传奇，他用了28年时间率领百艘船，统领数万人，七下西洋才在海上写成这一厚重的史诗；如今，凤凰号以一艘单桅帆船，4位勇士，8个月的时间，就在历史的轨迹上写下新的华彩篇章。
重走郑和之路
2004年7月24日，凤凰号第一任领队郑浩、摄像师王绥琛和船长翁以煊开始了向江苏省太仓市进发的行程。凤凰号将在郑和当年起锚的地方——太仓正式开始他们的“郑和下西洋”之路。
船上的3个人身份背景相去甚远。船长翁以煊早年毕业于哈尔滨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后留学美国得州大学。从1986年开始，一直在美国从事电脑软件开发工作。原本在科技界混得好好的翁以煊，却在1998年年底驾着自己的“信天翁号”帆船，历时2年多只身一人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壮举。2004年，“信天翁”摇身一变“凤凰号”，再次开始了它的航海之旅。
凤凰卫视中文台专题组节目部副总监郑浩一直冲杀在新闻最前线，而摄影王绥琛则专长于电影研究，两人此前拥有的都只是新闻从业经验而非航海经验。一个星期的船上生活让王绥琛产生严重的身体不适，在凤凰号到达汕头之后不得不黯然离去。
紧接着，凤凰号迅速补给了新的摄像师黄睿，这个2004年才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航海经验为零的小伙子，后来成为唯一一名和船长走完全程的船员（因工作需要，凤凰号一度由何明礼代替郑浩担任领队）。
作为环球航行华人第一人，翁以煊此前已经走过了3万多海里，这次又和三个完全不懂航海的“老外”重走郑和下西洋之路，让人多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翁以煊却说，自己就像一只小蜜蜂，忙来忙去好像只为自己采花蜜，但却起到传播花粉的作用。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航海，因为航海，在郑和时代已经达到了巅峰，当时我们船队总吨位比所有欧洲列强船的总吨位加起来还多。可是非常遗憾，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开始禁海，中国人对于航海的探险热情一落千丈。以前我航海只是一个个人行为，这次和凤凰卫视合作，我们把航海的生活，沿途的历史用最有效的方法传给老百姓，传给网民，传给观众，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历史。”
凤凰号经历了海啸、台风，甚至还有武装威胁，在这些无法预测的天灾人祸面前，船长翁以煊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人。“除了航海的零经验，还有一个零经验——我们大家都不认识，我们的行业也不相同，黄睿是搞摄影的，郑浩、何明礼是搞编导的，我是搞电子计算机和航海的，所有这些加起来困难更大。三种生活方式的磨合，免不了要有擦抢走火的时候。”
枯燥乏味的海上生活千篇一律，按何明礼的话说就是：睡眠，4—10小时，根据航行情况而定，每次睡眠长度一般2—4小时，中间穿插着收拾个人卫生、造水、清理船舱、值班、吃饭、上厕所、轮流做饭洗碗、写稿、剪片、打电话、联机报道、聊天、互相拍马屁、起诨号、发呆。
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把“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该讲的，不该讲的，统统说了Ｎ遍”。最后意识到自己有点像《西游记》中的三个徒弟。翁以煊自诩是“孙悟空”，胖乎乎、老爱在值班的时候偷偷睡觉的黄睿自然就是“猪八戒”，郑浩和何明礼分别是“沙僧Ａ”、“沙僧Ｂ”，还有那匹“白龙马”——凤凰号。大家一路“西游”，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修成正果。
黄睿感慨，如果不是在大风大浪的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他可能早就成为大家缅怀的对象了。数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的经历，让黄睿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远航之前我一直想我们这代人太骄躁，太急功近利了，我们要去征服大海，证明自己。但是这次航行以后，我最大的想法是，不要跟海比较，海有千万种性格，它有一种不能见底的海量、渊博，无法跟它比的。但是我们中国要发展，我们这代人要走出去，不管高山还是大海，都是我们这代人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发展必经之路。”
冷枪和海啸
2004年10月5日，按照计划，凤凰号一大早就开到了南沙群岛最北的双子礁北面。双子礁有两个岛，北面的是北子岛，被菲律宾人占据；南面的是南子岛，被越南人占据。
上午10点20分左右，正当何明礼寻找南子岛上的灯塔时，突然听到“嗖”的一声。当时何明礼和翁以煊正在驾驶舱，他们马上意识到，有人向他们开枪，而且子弹就在他们附近飞过。
“啪”的一声又响起来，何明礼钻过窗户，跳进船舱中，尝试将摄像机接上外面的监视器继续拍摄，但没能成功。船长翁以煊马上推上油门全速离开，同时冒着脑浆涂地的危险，抬起头来，察看海面情况，摁动自动驾驶仪的按钮调整方向往回开。
黄睿当时在甲板上面向南子岛一侧，拿着摄像机，本能促使他把镜头照向驾驶舱拍摄船长，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显眼的目标。枪声没有因为帆船的调头而停止，还在继续劈劈啪啪地响。约有10多枪之后，黄睿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就爬到甲板的另一侧继续拍摄。
10多分钟后，枪声总算停了下来。船上沉默了半晌，谁也没过说话，只有黄睿用惯常的从容不迫带点调侃的口吻问：“你们没事吧？”
当时正值亚欧会议召开和温家宝总理访越的重要时期，在了解情况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齐建国大使立即召开专门会议，向越南政府正式提出外交照会。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下去，越南外交部做出响应，同意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允许凤凰号停靠胡志明市南面的头顿港，并向凤凰号提供医疗救助，设备维修和水油给养。
但是，10月11日，就在凤凰号抵达越南的前两天，越南方面突然又改变了初衷，称凤凰号是美国籍帆船，船长翁以煊亦为美籍华人，而凤凰号至今没有取得任何入境批准，故不得进入越南境内。如果船只出现人道主义困难，应该由船只注册国美国提出申请，再予“考虑”。就这样，凤凰号被迫转航文莱。
在遭遇冷枪袭击之后，凤凰号紧接着差点遭遇一次明枪袭击。10月7日，在凤凰号第三次靠近太平岛，在岛前500米处遇到台湾“海巡署”拦截。当时两艘“海巡署”快艇上，前艇一人架着步枪，后艇一人架着轻机枪。如果他们认为凤凰号构成威胁，是可以随时不予警告直接向来船开火的。后来他们还是请示了上级，凤凰号才幸免于难。经过一番盘查，船员获准登岛休息，翌晨离开。这是台湾方面据守此岛以来，首次有民用船只靠岸登岛。
此后，经过一段波澜不惊的航行，凤凰号又遭遇了一次劫难——海啸。
2004年12月26日，凤凰号正好在震中区域的安徳曼，却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听上去简直像是天方夜谭。难怪当时的领队何明礼事后不断说，这是一个奇迹。
“12月下旬的时候，船刚刚离开马六甲海峡，我们有几个计划考虑，第一个去泰国过圣诞节，第二个台里面让我们去苏门达腊北部，结果因为亚奇特区太乱没去，因为要赶时间就去了安德曼群岛。
我们到了一个点首先要找停船的地方，结果在安德曼群岛我们没法找靠岸的地方，就停在印度海军指定的一个抛锚点，种种的巧合让我们没有靠岸，这就救了我们一命。当时海啸来的时候，岸边一片混乱，几万吨大船失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段行程如果打个比喻就好像象棋一样，你无论走哪一步都是死棋，只有一步是逃生，我们就碰巧走到那一步路，非常幸运。”
翁以煊对这段经历的描述似乎更具戏剧性。“我们定在7点钟去采访，就在6：30以后发生地震，我跟黄睿两个赶快跑到外面去看，这个时候他已经拿着机器在甲板拍摄了。后来我们开着橡皮艇向码头前进，距离码头越近，越感到不对劲，就开始往回开。
赶快开回来时，我们闹了一些不愉快。黄睿是个拿摄影机的，他看到什么危险的东西，吸引人的东西，就有职业习惯，他说这么好的镜头不照实在是可惜；何明礼则还惦记着去Ｊｉｒａｋｔｏｎｇ上采访裸露食人的土人，他说地震完了就没事，没事咱就赶快接着继续访问去。我是掌船的，我考虑的是危险，如果没有船我们一切都没有了！”
找到后裔？
2005年3月19日，在“凤凰号下西洋抵达肯尼亚蒙巴萨欢迎晚会”上，凤凰号船员听说一位当地的商人，资助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孩乌瓦玛卡·沙里夫上完了高中。职业的好奇心让他们敏感的神经迅速发达起来，更何况凤凰号重走郑和路的一大目的就是最好能够发现船员的后裔。
离开肯尼亚的前夕，郑浩和黄睿一路颠簸，终于找到了女孩所在的肯尼亚拉穆群岛的帕泰岛。当地人口口相传着这样一段跨越几百年的传奇：
500多年前，郑和船队的一艘船在帕泰岛附近海域触礁沉没，船上的船员逃生，登上了帕泰岛。他们教当地人耕地种田，结网捕鱼。后来，他们和当地人结婚，代代繁衍至今（经郑和研究专家考证，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到了非洲，还和当地政府互赠过礼物，第五次下西洋时，船队中的一艘船在现今肯尼亚一带触礁沉没）。
当年，中国幸存者被当地斯瓦希里人称为“瓦法茂”，因此，一些与中国血统密切相关的人，便叫“法茂人”。据说，“法茂”的意思就是“死里逃生的人”。乌瓦玛卡·沙里夫一家，坚信他们就是如今居住在帕泰岛上唯一一家有中国血统的“法茂人”。
郑浩说他们在当地调查时发现，帕泰岛的周围确实存在着10多艘中国明朝式样的沉船。沙里夫家的后面有几座中国墓，现场还发现了中国的瓷碗碎片。她们家里还有一只祖传的中国瓷碗。“这一切让我们相信，沙里夫应该和中国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有关系。”
不过一切正像船长翁以煊所言，凤凰号下西洋其实也是一场秀，能够在这场秀中增加一两个亮点，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从吸引眼球的角度来看，郑和船员后裔乌瓦玛卡·沙里夫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的合适人物。
其实，乌瓦玛卡·沙里夫是不是郑和船员的后裔，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像结实的蒲公英种子，被一阵风吹散到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海岛，却在这里扎下根来，顽强地开拓了另一种人生。尽管语言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宗教信仰变了，甚至肤色也改变了，但始终记得风吹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