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夫妻卖烧饼供孩子上学零钱交学费遭歧视

2015年03月18日 14:03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2007年，一个人口仅十几万，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完全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小县城，陕西省合阳县，突然掀起了一股读书的热潮，有一本书在这个小县城短短几个月就卖出了上万本，县里为数不多的几家书

农民父母为供娃上学极节省月开销不足10元

解说：从2003年的7月到9月，党宪宗跑遍了合阳县近20个沟塬乡镇，经乡亲介绍，他首先来到一虎已经把儿子在城里供到博士后的农家，在这里，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十块钱”的故事。

党宪宗：他儿子当时在西北农业大学上学，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叫给他寄上十元钱，但他家里一分钱都没有，这十元钱咋办呢？他和老伴商量了半夜，这已经到了寒冬腊月，他第二天早晨和老伴就到当时这个棉花地里边，人家就把棉花都拾完了，他从那棉花粑粑里边，最后剥那个黄棉花，那个棉花籽把两个老人手都全部划烂，剥了啥？十斤棉花卖了五元钱，这五元钱娃娃那十元钱，现在还差五元呀，这咋办呀，连夜就到棉花地里一架子车就是一人力车棉花稈，拉出来赶天明剁成这么长的小秸秸，到了四十里以外的纤维板厂把棉花，把那个稈稈卖了，卖了4块9毛钱，这才凑够9元9，还差一毛钱，在邻居家借了两毛钱，一共是十元钱，当时的邮费是八分，最后从信封里边把这十元钱存到里边给儿子邮过去，这个十元钱的故事，当时把我说得，老人说得是含泪泪花说的，把我说得就是泣不成声。

解说：2003年，作为民间独立调查者的合阳县商人党宪宗来到了皇甫庄镇河西坡村，找到了农民严现仓的家，老严家有五个孩子，大儿子和女女儿都大学毕了业，但老两口至今还住在祖先留下的窑洞里。

记者：两个娃上大学，你总共是花了多少钱？

严现仓：先是老大毕业以后是拉了，三万多块钱的账，关键是这个女子，这个确实是，到西安工业大学以后，第一学期就交了一万一千六，还不包括生活费，生活费还是我每月给她寄。

先后两个娃上大学，我卖了个马，付清以后，是背了十一万块钱的账。

记者：十一万元的账。

解说：老严曾经也高中毕业，抱过上大学的梦想，但文革开始粉碎了一切，所以老严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倾家荡产把一儿一女，供出了大学。

记者：这个图什么呀？

严现仓：图的就是把娃娃拱前去，叫娃娃摆脱这个落后的环境。

记者：这真是欠下儿女的债了。

严现仓：不，世上有人有句话就是，父愁子妻，子愁父葬，只求到了百年，有个幸福的归宿，这就满意了。

解说：为了还债，老严四处打工，他每日打石头，但党宪宗告诉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挣钱，即便不吃不喝二十年，老严也还不清债务，如今儿子已在城里工作多年，但每年只能寄给家里三四百元，即使进了城，儿女们也没有过上老严想像的幸福生活。

党宪宗：他儿子在宝鸡结婚的时候，他到那儿去参加，结果到那儿一看，同时那个饭店还有一家子结婚，人家那是城市人结婚，车是几十辆，人家那么多人一下子就坐几十桌，我们坐了三桌，我们坐了三桌，当时好像要叫我讲话，我感觉到我自卑得在那儿无地自容，我认为我到那儿一站，这就是我娃的父亲，我感到给我娃把人丢了，本来我儿子还说结婚后，叫我在宝鸡转上几天，住上几天，我当天下午我就搭车回来，我一路就思索这问题为什么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别就这么大，为什么同样都是人，咱的娃就是这样这，人家的娃就是那样，我实在想不通。

我再给你说一个寡妇，供养她两个娃上大学，我采访的时候我跟她说我说你现在就好起来了，你看儿子女儿都毕业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说，唉，人家当父母的给他娃，又留有房子又留有存款，我现在给我儿女留下十万元的账，你说我有什么脸去享我儿女的福，一句话，把我说的，当时我是哑口无言。

陈晓楠：党宪宗所调查的合阳县是陕西著名的“大学生县”，在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合阳每年都要向高等院校输送大概3000多名大学生，合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一年才两千多万，但是如果把读高中的费用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合阳县老百姓一年支付的要达到三个亿。

这还不包括读大学的费用，为了凑够给娃们读书，上学的钱，农民父母们可以说是节省到了极点了，到2007年，合阳县还有不少农民家庭，一个月的日常开销不到十块钱。

解说：离开了严现仓家，党宪宗又来到东雷村的马仲康家。老马三十年前在生产队干活时出了事故，残废了一条胳膊，但他愣是拖着残体到工地打工，供出了家里三个大学生。

马仲康：我这胳膊摘了以后几十年了，那时候真是挺着犁浆耙，不管拉车什么农事都能干，慢慢锻炼，就是这样。我还上过工地，在工地六七年，挣点学费钱。一天只有五块钱的工资。

解说：经过三个月的民间走访，党宪宗一身疲惫又感慨万端，他脚步沉重的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所有苦痛的父母们的面孔，一一涌上他的心头。

党宪宗：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就是寻找这到底是个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些父母。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用这个好像是任何刀剑斧砍不断砍不折的他们这个神圣的这个念头。

最后经过我调查，所有的父母亲都是一个答复，我是穷怕了，苦怕了，我再不能叫我的儿子女儿就像我这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去当农民去受累受苦。这个苦就让父亲和母亲把这个苦都背到阴间，背到哪怕我就死，即使我儿女对我没有什么回报，我都毫无怨言。曾有一个母亲对我说了啥，为儿女奉献到死的母亲，才是最好的母亲。

陈晓楠：2003年的9月，消失了三个月的党宪宗终于回到了县城，回来之后，家里人发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翻看那些录像带，听那些录音，看着听着的时候，一会儿长嘘短叹，一会儿泪流不止。在2003年7月到9月间，老党一共走访了110个农户，100小时的录像，300个小时的录音，花了一共五万元。但是总结下来的另外一些数字，让他感到更加触目惊心，110户农户当中，11个人因为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势，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到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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