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是阳光下的生命延续

王海波：器官分配系统让数字变成鲜活的生命

王东平：这样子，就手术现在就，这个肝移植上去了，而且就是肝脏也非常好，这个情况你要不做肝移植我估计是很难能过关的，所幸的这个好运气是吧，确实感谢这个器官捐献这个网络分配这块（政策）。

患者家属：谢谢。

解说：对于肝衰患者来说，能够得到肝脏移植是幸运的，与肝移植患者相比，肾移植患者的等待时间更为漫长，在肾移植主任医师王长希看来，国家实施强制计算机器官分配后，不少儿童幸运地得到了肾脏移植的机会。

王长希：他这个小孩，是以前在中山医院做的，器官捐献系统开展以后，我们有一个系统，它是按照国际评估的话呢，是优先给小孩做的，这样的话，这些小孩就得到了机会。

王海波：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王长希教授接待当时是曾志伟先生和我一起去宣传这个器官捐献还有扶轮社，国际扶轮社，那么他们就是在有很多记者的时候，那王教授把我拉到旁边去，说海波你看一看，好多小孩，他说这些孩子都是通过器官分配的计算机系统得到了器官，就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儿童优先的这个政策，当时我就很感动，因为对我们来说做这个研究这些孩子在我们系统当中只是一些数字，只是些编码，那第一次看到。

许戈辉：但在这他们变成了特别鲜活的生命。

王海波：对，胖嘟嘟的小脸，后面都有爸爸妈妈站在后面，所以后面结果他们一说，一定要照个相大家一起合了个影，所以这些事例发生了，我们才能让公众真正认可你这个系统是公平的。

许戈辉：本来是有人强调说咱们国家器官捐献不是很发达，这个供总是好像是远远小于需求呢，是由于文化是由于传统，逝者为大呀，入土为安呢，死也要有一个全尸啊，就是种种的文化传统观念，束缚了人们的的手脚，您并不同意这一点是吗？

黄洁夫：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其实中华民族文化中，有这个入土为安，有这个什么死者为大，要保全尸，这事是有的，可是中华文化中有另外一面，什么这个舍生取义呀，救人呢，慈悲呀，大爱呀，奉献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这都是中华文化，它有它的另外一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把它怪为是传统文化，它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你国家没有建设捐献体系，你完全没有，你叫老百姓找谁去捐献呢，那你就是另外一方面，你就说死囚是捐献，你这怎么说得过去呀是吗，你同意吗。

许戈辉：对。

黄洁夫：所以那怎么能说的，你这个是悖论呢，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事实证明我们只要建立了公民的捐献的透明阳光的体系，尽管我们还很不完善，还是个新生的婴儿，那已经看出这个事业是个阳光的，是走上一个光明的大道。

黄洁夫美好愿景：受体与供体家属可以见面

解说：2015年1月31日，一场特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ICU病房内举行，蒙瑞江老师的亲人、朋友和河池市大化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手持白花，神色凝重，怀着悲痛的心情默默地向他告别，今年31岁的蒙瑞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2012年患上慢性肾炎，并发展成尿毒症，在经历了2年的等待后，2014年11月，蒙瑞江有幸与广西一位器官捐献者的肾脏配型成功，进行了肾移植手术，2015年1月，他不幸遭遇新的病魔，因神经系统病变，住大化县人民医院，虽经医生全力抢救，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生前曾向家人表示，捐献器官的愿望，别人捐献器官帮助了他，他也要尽能力给别人送去生命的希望。蒙瑞江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心愿，他去世后，他的家人在河池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

蒙瑞江的父亲：受到了别人的帮助，我们也要帮助人家，我们要献爱心。

蒙瑞江的弟弟：我就能够说哎也许我的哥哥他正在看着我呢，可能是谁的眼睛，他是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到我，然后通过他在谁的身上能够亲近我，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也许我去旅游走到哪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最后到谁的身上，但是我们有这个念想，他毕竟他等于说是他没有走，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暂时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啊。

解说：这次蒙瑞江的大爱传承成功实现了器官捐献移植二次利用的契机，为缓解我国器官短缺状况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黄洁夫：国际上就是说供体和受体是永远不知道的，可是我一直在，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想要允许让他知道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呢，我是受了一个情况，一个很大的启示吧，2012年，台湾的一个企业家叫周仁，他是在佛山，广东的佛山，因为脑出血就死亡了，他当时他是一个信佛教的，他当时留下的遗愿就是说把那器官就捐了，他的家人也过来了，就见证了他整个捐献，捐献完以后，他的父母亲一直觉得他的儿子还活着，一直心中他有个这个做梦，他这很多故事，这就一直觉得他的儿子还在大陆，他是台湾人嘛，那后面有这个愿望，愿望当时是他们佛山市跟我打电话了，就是说这个受体是三个人，两个肾一个肝，他们这个受体也是有种愿望，想知道他们是从新生是谁给他们的，同时他们有很多梦，告诉你，他们自己心中有这个想法，后面就问我行不行，当时的按国际惯例是不行的，我说行，后面我就专门去了一趟佛山，举行了一次这个怀念周仁的追思会，追思会的时候，也没有意外的，就是他的父母亲，实际上我们是通知了的，父母亲来了，然后就见到了这三个受体，受体中间有个肾移植的，有个他就是做完以后又生了孩子，他是个男的，他的夫人生了孩子，孩子一见到这个周仁的爸爸妈妈就叫爷爷，特别感动人，特别感动人，所以我在说，能够如果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没有金钱交易的，这样一个器官捐献的体系，在中国我想如果还是我负责的话，我将会允许一个政策，在一定的时候允许受体跟供体的家人见面。

我想这个是很符合中国的文化，这个是西方文化没有的，就是说我们当这个公民成了这个唯一的体系之后，我们下一步的器官捐献政策要怎么制订，这我一直在想这个。

许戈辉：对，当然这个制订也需要某种前提，就是说可能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

黄洁夫：对，大气候的形成。

许戈辉：对，先要是有一个制度的保障，先扼制了这个恶，然后嘛，我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地建立这种信任，然后增加温度、弘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