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新华社国内部为访陈道明手记点赞 不能理解

窦文涛：现在很多记者心存恶意 故意挑事歪曲事实

窦文涛：她写个手记就采访我男神，很激动，这个我认为无可厚非的对吧？关键还是在于她正是发出来的陈道明的这篇采访记。为什么我说？你知道我认为新闻采访，很多时候就是，你看我也是学新闻的，但有时候我也被人采访。我觉得现在事实情况上，采访是一种交换。

比方说我不接受你的这个采访，对我没什么损失。但是很多情况下我接受你这个采访，你给我曲解，我可真受不了。我现在认为，我认为很多记者也很好，你问我接受采访，我就会说对不起，因为现在这个断章取义的，甚至是心存恶意的，挑事的，有意歪曲的，太多了。

我说我没必要接受你的采访，但是如果我接受你的采访，我有个条件，你给我看一下。那么你给我看一下，因为他听错了。而且现在的很多记者，确实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根本就没听懂。那么实际上我是把转达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想法的权利给了你。

马家辉：可是不是改呀。

窦文涛：你给我登出去，不是给我招事嘛。

周轶君：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媒体里面少了一个部门，事实核准部门。就是在国外它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来采访你，我写完这个稿子，我给我的编辑，我的编辑或者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人，是第三方，那个人打电话给你问，窦先生这个话是你说的吗？是这样吗？他们会来问你，而不是我自己拿给你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它是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马家辉：对，严格的机构都有这样的。当然中国的媒体没有这个部门事实核查，核实部门。那可是话说回来，我陪过一个长辈，几年前，他被外国，美国很重要的媒体访问。

没有，我是想到说以前陪一个长辈，他接受了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英文媒体的访问。然后他要求看稿子，那对方也给他，而且还看了稿，还约在一家餐厅，我陪我长辈去，当翻译，然后后来谈要稿子。可是那个洋记者就讲明说，可以做fact check，叫事实核查。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1963，不是1953出生，我是在北京出生，不是在台北出生，我当时这句话是什么，那那个记者就会说，我要查我的录音带，因为你担心嘛，我们经常会被扭曲，被断章取义，往往很讨厌的。你讲十句话，他用你两句，要接到他自己的框架里面。

窦文涛：而且他有时候甚至是别有用心。

马家辉：对。

窦文涛：对，他挑事呢，那你怎么办呢？

马家辉：对，没错，那通常也只能说，我们跟他讲，拿个稿子跟他讲，就是我们刚才很长的讨论是说，现在显然不止这样了，显然是说你把东西交给人家，你还在上面涂涂改改什么，你还非常高兴的，光荣的拿出来，还告诉全世界，我作为记者，我东西给我的被访者改，等等等等。你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所以我们就具体嘛，现在是完全。

周轶君：作者本身是个记者 追星追成这样不能理解

窦文涛：我跟你说的是两种情况，然后我再说我自己的情况。

一种情况什么呢？这个采访对象和采访记者之间，它本身是存在着某种我不好说敌对，是有矛盾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一个记者，就环境污染问题采访环保部长，那么我觉得这个环保部长不太适宜给他改稿子，因为这个本身包含着某种，他质询嘛，他质询而且我必须有我记者对这个问题监督的权利。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比方说像她，她可能这篇文章只是想了解一下陈道明在这次两会提了什么提案，那么对于她来讲，我让他核实一下，不会影响到什么问题，她事实上甚至有时候录音笔，口语讲得有差错，让她更准确得反应了他的提案，因为我这篇题材写的就是这个，不是揭他的隐私，也不是要批评陈道明。

如果本身这篇文章的立意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让他看一下，让它更准确一些。包括你可以看看具体陈道明改了什么，比如说陈道明改，就是说你不要写这种形容词，语重心长地，什么什么地，我觉得这个吧不是太大的伪扭他的原意。

周轶君：是，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可以同意。

窦文涛：比如说我再说我自己，我跟记者有时候有相约，我怕被扭曲，我还得罪人呢，弄不好。但是比如说我改，我基本上我也有一个做记者的意识，就是说我改双引号以内的部分。

马家辉：对。

周轶君：对。

窦文涛：就是我的话，至于有些记者行文当中他对我的看法，有些我也不同意，但除非有明显的差错。我不会动，就是我尊重你的写法，但是你说我的话，我要让它准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我侵犯了他的权利吗？

周轶君：不是，我觉得这件事里面本来就有好几个问题，一个是改不改稿的问题，大家就是说以后可以有争议。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改完之后，她那种雀跃的心情，这个是大家不能去理解的，你是个记者，你追星追成这样，你追星你在自己私人朋友圈发发算了，广而告之，这个大家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