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履行父母意愿捐其遗体 遭亲友议论无奈搬家

解说：遗体捐献志愿者去世后邵佩英需要去说服子女签字，顺利完成遗体捐献，她说曾遇到过好几次被子女退捐的情况。

邵佩英：退捐的一个是王彦溪，他是高龄，我慰问了他6年，但是他的儿子在香港，他准备走了打电话给我，要走了，要捐，但是他儿子对我说，我们不捐了，那我只好走了，这是一个，就是今年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是马宝林的老伴，马宝林走了，他老伴跟着也走了，他儿子同意的，但是他儿媳妇不同意，没有捐成，我也去了，我去送鲜花了，那到了这个时候媒体都来了，怎么办呢？他儿媳妇她说阿姨不是我不捐，我受不了，你看啊，这么多人都在骂我，骂我不孝，公公都卖掉了，还要卖婆婆，不行，不捐了，我就碰到这么两次，那怎么办呢？我只好走，我没话说，说什么呀。

解说：邵佩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骂是常有的事，有时他们还会受到捐遗者家属的刁难。

邵佩英：有一个老人过世了，他的老婆很凶的，她说我的人都捐给你们了，你不帮我们来穿衣服啊，要穿衣服，要抬死人，这个事情我们拒绝的，不能做的，为什么？这个人死了以后你的子女要尽最后一次孝，要帮他穿一下衣服，不管是你捐献遗体也好，不捐也好，但是这个事情子女要做吧，不管你想得通想不通对吧，这也得尽孝，不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志愿者是来协助你们这个流程，打电话啊，通知医院，通知眼科医院，要把你的角膜取去，角膜取去遗体拿走，我们不是来给你穿衣服，抬死人的，这个是我都拒绝的，这个不能做的。因为你们子女，你子女再一次尽孝，要给爸爸穿一下衣服。

解说：除了维系与已经填写了捐遗申请的志愿者的关系，邵佩英和同事们还会进行劝捐，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发放宣传资料，这项工作也极为艰难。

邵佩英：去那个发宣传资料，那么就是一些失地农民，遭到他们的围攻、谩骂，就是说你晦气的怎么来，来干吗啊真是。遗体捐献我们不懂的，你肯定是有一个人捐你拿多少钱。当时我很尴尬的。以前的工作很难做的，特别是失地农民，他们想不通，我们不捐，你来干吗。你说的我们不要听，宣传资料都扔掉。

解说：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主席黄洁夫介绍器官捐献量时说，2010年至2013年间，共捐献了14448例，但2014年已经有1500例。但是，每年等待器官的患者有150万，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作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周颂英也曾参与过劝捐器官的工作。

周颂英（捐遗志愿者）：遗体捐献以后怎么用，用于什么，在哪个场合去用，了解的人并不是太多。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解释工作，也并不是说捐献了以后，马上就能用，他还要把它经过处理，要三年以后才能用。而且当你捐献的时候，那什么某某衍生或某某女士把那个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当然捐献到医学院以后，那你就没有姓名了，你只有编号。那三年以后，你的这个遗体是用于医学院教学或者用于解剖，那是把它一层一层从表皮层、真皮层一层层的拉开，然后学生或者也会做解剖，教师，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也会做解剖。甚至于说这一具遗体从完整的遗体拿出来进行教学，直到最后变成尸块，这些很多人都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最终的结局，告诉有意愿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这些人，让他们能了解这么一个过程。

解说：在遭遇了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之后，周颂英面对陌生人讲解器官捐献时，反倒更加从容自信。徐女士是工业园区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小组组长，她说，经常有人说他们是无组织的团体，不允许他们在社区送简报做宣传。

徐女士（捐遗志愿者）：这个事情不要说了，怎么怎么的，神经病，这种事情不要说了。人家就直接这么骂的，甚至于人家听到那个遗体捐献两个字，人家已经就恨死你了。因为他说这个遗体捐献是好像不是一个好事啊，国家从来没提倡过，要你来提倡干吗。就是小区里面的业主委员会的组长啊什么一类的职务，他们就直接这样讲，哎哟，谁要去捐这个东西，真的是恶心死了。我们捐这个干吗呢，就是好像死了以后再把人家一刀一刀的剐下来。当时说的时候我不瞒你说，我真的眼泪都下来了。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要有真的要一点勇气，没有这一点的勇气，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解说：邵佩英介绍，苏州市红十字会自2005年开展遗体捐献以来，已有2000多人报名成为志愿者。2007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各地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主要依据。但是，条例并没有详细规定器官捐献与分配问题，具体组织这项工作的各级红十字会和开展器官捐献的机构又能否得到制度和经费上的保障呢？

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据邵佩英介绍，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工作于2005年正式启动，在这之前由医学院管理，现在遗体捐献的程序比以前方便很多。

邵佩英：以前你要捐献有困难的，没地方，找不到地方的，现在很方便，找红十字会就可以了。以前找不到的，以前红会不管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呢就是到红十字会来填一份这个表格、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就成为我们团队里的人，那么红会就发一个证书。

解说：陆荣中是一位遗体捐献志愿者，他说虽然自己已经签字，但他还是认为捐献者登记表上的内容过于简单，遗体最终使用的方式不透明，很多事项他并不清楚。

陆荣中（捐献志愿者）：我现在活在世上，我死以后，我这个遗体最终的是什么样个过程，应该很透明这一块儿，填一个表格，你多大年龄，你姓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普通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草率，很简单，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糊里糊涂就签下去了。因为现在各方面的报道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特别是受捐的，是吧，需要眼角膜的，需要肾脏的那些东西，因为多多少少老百姓总该知道一点儿。

解说：陆荣中曾跟随邵佩英主任代表红十字会去吊唁一位捐献遗体的死者，他说，当时主任只捧了一个很小的花篮，那时的情景让他非常的失落。

陆荣中：那么手里捧了一个很小的花篮，那么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啊，以前我没有看到过送花篮送的这么小的一个花篮，从那个气度上来讲，我感觉到啊不够大气。你是一个堂堂的红十字会，相比之间，捐遗人的那种思想，崇高的思想，跟你红十字会送过去一个小的花篮，我柑橘到这里边差距。死者已去，那都是捐遗的人去看望死者，代表红十字会，我感觉到有一点儿说不出来的味道。

解说：陆荣中认为，红会应该给予遗体捐献者更多的尊重，程序上应该更加的人性化，对捐献志愿者的家属以及周边的人群接纳遗体捐献是有好处的，也可以提高成功捐献的比例。

陆荣中：我不希望你红十字会大张旗鼓的去花费，对吧，如果说是有利润，而且是这个利润相当庞大，那你抽出一部分来，专款专用，去用在他们身上，毕竟现在活着的都是自愿捐遗的。到成功捐遗可能你如果说完善以后，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甚至于百分之一百的正式捐遗。

解说：邵佩英说，为了更好的服务遗体捐献志愿者，他们需要和社区合作，但开始的时候很多社区并不接纳他们。

邵佩英：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事，像我到湖西社工委去就是这样，就是他们说你有没有，你要应该出示政府的文件，你有没有就是正规的什么文件，我说这个公益事业是没有文件的，我们是自愿来宣传的。被人家赶出来，不要你来送，干吗啊，这种晦气东西扔出去。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他们都高兴的接受，你拿过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多拿几份来啊，我们要看看的。

内地将建器官捐献体系 给予捐献者经济补偿

解说：邵佩英说，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遗体捐献者的家属认为捐献遗体是有费用的，而带来工作的难度，有时成功捐献遗体者的家属还会闹到红会。

邵佩英：有的人就说捐献遗体有钱吗？是5万块钱吗？我对他说5万块钱轮不到你了，要排队了。这个是瞎讲啊，有的人瞎讲，有的人人有呢，我经历过的啊，就是马宝林，大家都知道的他遗体捐献，角膜捐献，他儿子，就是他大儿子，他说我爸爸卖了20万块钱，他到红会来吵的，我那天就在场。我说你瞎说什么啊，他说我知道的，我弟弟把他卖了20万块钱，捐眼角膜卖了20万块钱，这是瞎说的，没有这个事情的。

解说：陆荣中说，遗体捐献志愿者小范围聚会时，常有人提到在电视上看到器官受捐者往往要花费昂贵的费用，但他们作为捐献者却是无偿的，这让有些捐献者感到不平衡。

陆荣中：就是说我们捐遗以后，实际上我们已经交给红十字会了，那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就是说红十字会这一块儿跟医学院，还有医院它是连通的，人死亡以后，通过红十字会直接送到医学院作为医学研究，可能有的器官还是有用的，那么他就投入到医院，医院再给患者，就受捐人。那么我们是无偿的捐献，那么如果说这个器官如果说到患者身上，那患者家属肯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解说：有捐献志愿者认为，如果捐遗者是无偿的，那受捐者也应该是无偿的，如果有利润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于遗体捐献志愿者。2012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广州表示，中国正在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并摆脱对死刑犯器官捐献的依赖。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制，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

陆荣中：他们如果说有偿的话，我认为就是说通过政府的监管，他这个有偿这一块儿的利润抽出一部分来，作为捐遗者有的时候他生病了或者去世啊，去消费一点儿，去探望探望，多安慰他们，给他们一点儿温暖。

解说：如今，邵佩英的老公、女儿、兄弟都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者，她说现在最担心的是百年以后，子女能不能按照他们的遗愿完成捐献。

邵佩英：我是现在报了名，是个志愿者，但是我百年以后呢，百年以后这个电话谁来打，我的子女能不能打，我的意思就是让社会要尊重成捐者家属，志愿者，有这个风气，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爸爸妈妈有这个遗愿，我们应该要履行，对吧。要是像现在的情况呢，他们觉得我们丢脸，就是好像我爸爸妈妈卖了，没有钱去安葬他们。要是他们觉得社会上没有这个话，因为你尊重他们，你回答，你能把爸爸妈妈捐出去，你很伟大，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我就有这个担心，担心我的执行人，子女就是执行人了，能不能打这个电话，这是我早就担心的。要是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要让大家，我身边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捐献遗体是伟大的事业，是一个无私的贡献。应该要尊重爸爸妈妈的遗愿，我就担心能不能实现这个遗愿。

解说：邵佩英认为，社会对捐遗志愿者及其家属给予更多的尊重，不让子女背上不孝的骂名，他们百年后才能顺利的完成遗体捐献，她说这是很多捐遗志愿者都面临的问题。2010年4月，苏州红十字会为遗体捐献者建立了纪念园，将所有成捐者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纪念园里，周颂英一遍又一遍的摸着父母的名字，几度落泪。她曾说道，有时候会为父母的离世伤心，有时又觉得父母是死得其所。

姜楠：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每年在中国大约有30万人需要移植器官，但是这种只有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在中国目前除了传统思想导致大家对捐赠遗体的热度不高之外，捐遗志愿者及其家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人们对捐遗过程不够公开、公平、公正的疑虑，也制约着捐遗事业的发展。我们希望有关的部门能够尽快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捐遗事业在中国能够更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