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维权勇士”12年为农民工讨薪4亿元

王晓荣：农民工维权意识淡漠 案件积压严重

解说：那一次王晓荣在贵州奔走了半个月，这期间他白天要参加政府组织的协商会，晚上要接受媒体采访，还要安慰焦急无助的农民工家属，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两名农民工被拘留了近一个月后，终于获准取保候审。那天，王晓荣亲自到看守所把他们接了出来。

王晓荣：当时出来以后，也就是头都是剃的光头了。家属一拥而上，就在那个大门口，从里面出来到大门，一拥而上在哭啊。想到那种，想起来说实话都有点揪心。出来以后，我问他，上面究竟什么滋味？他那个塔吊那个操作间很小，只能说蜷缩在里面。六盘水那个地方，气候有点怪。早晚很冷，中午很热。热了怎么办？这个衣服全部脱掉，就穿一个内裤在上面，操作间里面，晚上就把衣服再穿上。遇到什么打雷的话，比如说下雨打雷，或者是那个闪电，它那个塔吊冒那个火花，这个很危险的。

解说：王晓荣说，这起事件因为得到媒体报道，知道和关注的人比较多，所以经常被提起。但在他十一年多的经历里，其实只是其中普通的一起。在他的网络相册里，有数百张关于农民工维权的图片，农民工的艰辛和无奈外人往往很难理解。

王晓荣和其他一些农民工维权的律师或者志愿者不同，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巴中市政府的公务员。2005年，巴中市拔出财政经费正式成立巴中市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后改名为农民工维权中心。王晓荣通过招聘程序，成为在编人员，代表政府为农民工维权成为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也很快发现，这份工作不好干。

王晓荣：我所经手以后，说实在话，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棘手的。第一个棘手什么呢？时间太长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相关证据缺失。老百姓说实在话，要么是一张白纸条，要么现在手上什么都没有。就欠他的钱，没什么证据。因为他拿不到什么证据，就说他们对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缺失、缺乏。你比如说吧，曾经有一个农民工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现在受伤了，我该怎么办？我说这个很简单啊，你可以找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他说找他们，他们是管什么的，我说就管你这块的。他说电话呢，我说打12333啊。全国各地劳动监察电话，都是一样的。连这些东西，最起码的常识他们都不知道。

解说：四川巴中是劳务输出的大省，据统计巴中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一百一十多万，由巴中市政府出面、出资依靠政府和政府协商的方式为农民工维权，被王晓荣定义为区别与一般维权渠道的“第四条道路”。

记者：给农民工维权的手段，主要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王晓荣：主要是调节、协商，也是我们出面以后跟当地的事发地政府双方进行对接。对接以后，当地政府也会通过毕竟我们政府出面了嘛，所以说他们当地政府也会重视，来督促安排相关的部门进行来具体跟我来对接，具体来经办。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就帮助农民工站在受害农民工的角度，我来当他们的代理人。

请晓荣同志帮助解决，这是我们常务副市长，这个是10月21号写的。这个是我们的领导，是我们的副秘书长，是我的直接领导，请按魏市长的要求办理。这是他们写的一个求助信。

记者：这个求助信是递到什么地方呢？

王晓荣：就寄到我们政府，信皮上面是水谁的名字，哪个领导的，办公室都会送到相关领导手中。

记者：这个真能递到吗？

王晓荣：我们那我接到那个领导的签批以后，那么第一时间我就要跟农民工来联系，了解他们所反映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再起草那么一个函，向当地政府来介绍这件事情。然后通过传真，把那些东西发到事发地的政府，那么我就准备出发了。这个是我们政府开那个介绍信。

记者：这就是你每次出来拿的？

王晓荣：对对对，这只是一部分，很多政府就把介绍信给他们了，这些是没要的。如果说老百姓到政府去，由于一些过激的语言，过激的行为，相关不美和政府认为他们是一种非法的一种上访。那么下面的相关的部门有可能粗暴地就把这个事情或者说解决了也好，或者说推到有关部门去也好。那么我们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那种正当的渠道，如果说像常务副市长接待我的话，已经成功了70%了，那重视度不一样了。那重视度不一样了，下面办事的人他就不一样了。

记者：所以你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办事方式更有效？

王晓荣：更有效。

记者：更方便？

王晓荣：嗯。

集说：根据王晓荣的经验，只要到了事发地和当地政府的官员街上头，由政府安排各方人员进行协商，大部分的问题都能靠这样的“行政手段”解决。但如果出现向“恶意欠薪”的情况，则需要依靠一些强制手段。

王晓荣：比如说开发商也好，建筑企业也好，他会耍赖，我没钱。这个是没有什么协商余地，必须只要是达成了协议，必须这个公安机关或者劳动监察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那其实就算采取了强制措施，他没钱还是没有钱啊？

王晓荣：昨天那个常务副县长他问那个老板了，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你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协助你贷款，或者是你后来再办相关手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积极支持你。

解说：巴中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属于副处级事业单位，地方财政每年拨出18万作为中心的经费。王晓荣认为，目前国内为农民工维权的各类机构有不少，但和巴中的做法并不一样。

王晓荣：据我现在了解，像我们这种专人专门的编制，专门的预算，可能全国我们应该是首家，应该首家，因为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农民工维权中心。你比如说在山东，它就挂的牌子有什么什么农民工维权中心，它是挂在什么呢？住建局的，也有挂在工会的，也有挂在人社局的。但是它们是牌子挂在那，这种没有专职的人员，专门的人来干那块工作。要么是出现什么事情了，比如说有老百姓求助了，他都是委托律师，委托一个律师出去帮助他们。而我们是这样代表政府，直接参与的，应该是我们巴中是首家。

解说：2013年7月18日，农民工李佩霖在山东一家建筑公司讨要178万元欠薪时，因多次催讨吴果，爬上了工地30米高的塔吊。在僵持了5个小时多小时后，建筑公司在住建部门的协调下，口头同意给钱，但没有立即兑现。

王晓荣：所以李佩霖一听以后，就激动了了。然后他就从操作间又到那个塔吊的吊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在上面待了下午四点多了，从十点上去，差不多六个多小时，连续淋雨又没吃饭。所以这样因为那个塔吊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么宽这个，脚踩上摇摇晃晃摇摇晃晃，跑跑跑跑，跑到中间的时候，就这样下来了。下面是一堆乱石头，头先着地就当场摔死了。

我们的市长批了很长一段话，发生这种死亡事件，作为市长很心疼，迅速派人前往协助解决。一个急，紧急的急啊，三个感叹号。

解说：接到市委领导的电话时，王晓荣正在内蒙古忙于另一起农民工讨薪。他立即坐上了两天一夜的火车，赶往事发地，在那里他很快见到了李佩霖的尸体。这位年仅27岁的小伙子，还是两个幼小孩子的父亲，家中的顶梁柱。

王晓荣：当时在谈判桌上，就是当地一个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姓刘的，就问我，你认为李佩霖这种行为是什么行为？他就问我，我首先表明李佩霖这种行为是法律决不允许，我们政府坚决反对的一种行为，一种极端行为。这种肯定是不对的，不合法的。那么我反过来，是谁把他逼上塔吊的？他们最近一个月期间他往返相关部门很多很多次，如果说相关部门能够作为，不相互推诿，还有用人单位哪怕是给他解决一万块钱，这一条生命也不会消失。那么请问，你们这种是什么行为？最终死亡赔偿这一块是95万，应该说这个按照那种死亡赔偿的话，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王晓荣：中央政策很宏观 操作性有待加强

解说：王晓荣出生在四川巴中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分到了兰州军区文工团，4年的军旅生涯使王晓荣养成了不服输的性格。1991年，王晓荣转业回到巴中，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取得了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专业的自考毕业证书。王晓荣说，在谈判桌上激烈的唇枪舌战并不少见。一些人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漠视，往往是维权中最让他寒心的。

王晓荣：有一个姓王的一个副市长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川籍农民工借助伤残、死亡敲诈老板，他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作为一个副市长，你说出这样的话，首先我认为你没有良心，你们有今天发展得那么好，离不开川籍的农民工。发展好了，你现在忘记了。还有你作为一个副市长，你说出这样的话，首先我认为你没有人性，你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感情，我认为你的素质太低了。你如果再说这样的话，你今天，我认为你素质太低，不配跟我谈，我不谈了。不过，我会把你的话，带到上一级政府去，说完我就走了，我跟家属一块我就走了。

解说：多年来，王晓荣经历了多次殴打和恐吓，但面对强势，他往往越战越勇。2005年6月，在中国的一个产煤大省，一名巴中籍农民工因为煤矿塌方死亡，王晓荣很快赶到了现场。

王晓荣：他们村上的书记就邀请我一块过去，去了以后，他还是那个话，我这个地方就三万块钱，你要就要，不要拉倒。你不行，法院告我去。法院判我一百万、两百万我给。我就说那肯定不行，你的惯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在是必须按照法律进行赔偿。他说什么，死者是违章操作，我不追究他的责任就不错了。

解说：王晓荣不再理会煤老板的辱骂，和家属出发前往出事的矿洞查看现场的情况。

王晓荣：他就一脚，使劲一脚把我踢到那个差不多近二十米的一个，就是一个废弃的煤井里面。那个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废弃的煤井是弯弯曲曲的，它不是直接下去的，如果直接下去，我也就没命了。家属给我说，他说不行算了吧。我说不行，既然这个我都过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无所谓。如果说真要我的命，但是他也跑不掉。一共赔，这个数我永远记得，是9.7万，2005年9.7万，没有抚养人的情况下，他不像现在那个死亡赔偿标准提高了。那个标准跟现在的确实差别很大，赔了9.7万还是不错的。

解说：那一次受伤，王晓荣没有告诉家人，而是在办公室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治疗。

王晓荣：在外面几次围攻，都是很久很久，我家属才知道的。但是听到了以后，我家属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她知道我干的工作很危险。

记者：那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

王晓荣：有，尤其是在外面最艰难，时间长了，艰难，应该说这种很多。但是每次又接到农民工的求助以后，忘了，这时候又忘了。怎么想，我怎么尽快怎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用什么办法。所以说就忘了。

解说：这些年王晓荣的工作虽然大都得以完成，但他也发现目前对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早在2003年，国家就提出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要求在工程开工之前由建设工程项目审批部门负责通知，并监督建设单位按照工程合同款的3%向银行专户存储一笔工资专用款。

王晓荣：我干了十一年期间，只有两起，只有两次动用那个钱，其余的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就说没有交，或者说不够，他是当地可能说有部门这样回答我，这个太有必要了。如果说这个钱一旦落实好了，其实很多是可以避免老百姓发生一些极端讨薪的行为，因为可以救急。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能够再出台一些就是专门针对农民工方面的一个法律，或者是条例什么的，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目前咱们也出台了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国务院在2006年出台了一个，就是关于农民工若干问题，国务院有个意见。但是那些可能说在下面都是很宏观的，都是很宏观的。就是说可能在遇到那些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说这个操作性还是有待于加强。

解说：随着王晓荣在民工中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找他求助的也越来越多。王晓荣一个人经常分身乏术，有时实在没有办法处理，就只能进行“遥控”指挥。王晓荣说，他接触的农民工大都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表达感激的方式往往是最朴实的。

王晓荣：那是在应该在四年前吧，也是在咱们一个省会城市里面，帮他们把那个钱好像是一百二十多万好像是，也是通过半个月追回来了。那么我走的那天，他们就大家伙有拿20的、10块的、30的、50的，一块凑钱请我吃饭。大概是可能差不多有两大桌，那么多人。因为我不喝酒，每个人，每个人就过来用那个水来敬我，他们有喝酒的，有不喝酒的。那天我基本上没吃什么饭，就喝水都喝饱了。

解说：王晓荣现在一年有九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外面奔波，现在接近年底，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期。他几乎每年都要跑到腊月二十八，等政府不美都没人了，才回家。

王晓荣：那天晚上大概是两点多左右，我上厕所。我醒来以后，我在想我看这个厕所在哪呢，怎么没厕所，我在想。今天晚上在哪呢，厕所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婆就醒了，你在干吗，我说厕所在哪，她说这是家啊。我反应过来了，我已经回家了。

解说：长期在外奔波，这份特殊的工作，为王晓荣带来了不少荣誉，同时也带来了病痛。他患有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每次回家都要靠输液镇痛，还要开上四五百块的药带到路上吃。因为经常精神紧张，他还有神经衰弱、时常失眠。

记者：您今年已经45岁了，你觉得这个工作你可以干到退休吗？

王晓荣：这么说吧，只要有农民工有需要，这个我就会干，一直到干不动为止。

解说：节目即将播出的时候，王晓荣还在陕西忙碌着。他告诉我们，虽然对欠款的核查工作还在进行，开发商已经初步同意先支付农民工30万的工资，而留守的二十几名农民工已经离开工地，回到家乡巴中。

姜楠：王晓荣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巴中市政府建立这个农民工维权中心每年需要支出的经费是18万，占用4个人员编制，但是每年能够为巴中市的农民工讨回来的钱超出了五千万。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超过了两亿，王晓荣认为像巴中市这样由政府出面、出资，为农民工维权的模式完全可以在全中国进行复制和推广。当我们问到，以后他有什么心愿的时候，王晓荣想了一会说，他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跑，如果能多一个人的话，互相就能有个照应，也会更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