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反腐有三标准 令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新的战略计划有个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建设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那他给这样高的一个评价，到底我们这个新的五年计划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我个人的观察，是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设定了一个关键性的，富有挑战性的阶段目标。

那么第二个，是调整精简了，我们反腐败的战略对策体系，第三个是将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纳入这个战略计划之中。

我们简单地做一些说明，那讲到这个五年的这个阶段目标到底是什么？在新的这个战略计划中，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我刚才讲到这是一个关键的，又富有挑战性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十八大已经设定了一个长期的，终极性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廉洁政治”，那第一个五年我们要做到什么？我认为这个阶段目标，是非常关键的。

我酱菜讲到的，我们说十八大能不能成为我们新时期反腐败的一个分水岭，我们的两个观察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腐败蔓延的势头能不能得到遏制？能不能做到这点，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控制变量，就是我们的腐败，到底反腐败的结果，是这个越反越多，还是越反越少，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我们就才可能进入到一个腐败越反越少，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点的话，那结果就会是腐败越反越多，恐怕我们过去之前我们经历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党和政府才有一个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我们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这个目标当然是也具有挑战性，如果说它容易能够做到的话，那么过去二三十年，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做到，显然它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对于这个战略对策体系，有一个重大的调整，我们知道老的我们的反腐败战略计划，是有六项工作，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那么新的战略计划把它合并、整合、精简为三部分，作风建设，惩治和预防。

这个在一个战略对策方面是有一个科学化程度（的）很大的一个提升，在老的计划里边，我们不讨论那么详细，你比方说我们说制度，监督、改革，其实这几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交叉重叠。我们很难能区分开这个制度和监督、改革，我们的改革毫无疑问，改革改（的）不是改人，改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监督，是要靠我们的制度去监督，等等。那么在新的这个计划里边，已经把制度监督、改革，甚至包括教育，都把它整合到预防，然后惩治这部分保留，把过去的纠纷。我认为是打造了一个升级版，现在是作风建设，反腐败机构体制这个改革，我个人认为，我们过去之所以反腐败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其中一个短板，就是我们的反腐败的机构及其这个体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制约，但是在我们过去的，如果大家做过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之前的反腐败战略计划中，是不包括我们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改革方面的内容，是完全缺失的。那当然这期的计划里面就有了，主要还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机构体制的一些改革的内容纳入。应该说，相比于过去的战略计划，我们说经过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它的科学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解说：中国十八大后，通过惩防体系建设的新五年规划，新的五年规划，跟过去相比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包括设定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目标，调整精简了反腐败战略对策体系，并将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纳入战略规划中，相比于过去的战略计划，它的科学程度有很大提高。

任建明：那第四个方面的反腐败，这个变化呢，就是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那十八大之后，可能给我们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反腐败行动方面，跟过去相比，执行力，这个行动力，有显著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有一系列非常生动的带有西式风格的一些语言，你比方说在作风建设上，他讲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要壮士断腕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来彰显他的这种行动上的坚决，果决。毫无疑问，行动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设定了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战略计划，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反腐败决心，最终，我们说我们的反腐败都要去靠我们的行动才能够改变。

这个行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改革行动，就是大家看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给我们描绘的一个全面改革的蓝图，我们中国从1978年，进入到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黄金期，但是前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且在我看来，应该我们是主要是前十多年，改革是必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其实在后面一段时间，改革有势微，实际上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该局限在经济领域，应该是全面的改革。那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蓝图。我只是想简单的做一些评论。改革对于解决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重要的问题，包括反腐败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根本出路之所在，如果我们在反腐败方面，我们没有实质性的改革的话，我们的反腐败也很难有重要的突破。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可以作为解决我们中国，至少不能说一切问题，各种主要问题的一个法宝，是在改革上面。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开启这样的一个全面改革的进程，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这个反腐败行动，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在这个打老虎，拍苍蝇，作风建设等等方面，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印象深刻的变化，总之就是这四个方面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想对于我们中国的反腐败来说，应该这个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如果我们概括到一点上，那它总的最重要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腐败可以得到遏制，甚至我们战胜腐败，取得反腐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希望。也正是基于这些变化，我们才可以，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如果我们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就是十八大可以成为我们新时期，反腐败的一个分水岭。我们中国有可能也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腐败的的一个机遇期。

解说：中共十八大后，在反腐败方面的四个变化，让人们看到了战胜腐败的希望，中国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败的机遇期。如何才能真正把反腐败进行到底，将“治标”进行到底，有何策略选择。反腐败下一步，需要什么样的新战略，《世纪大讲堂》《中国反腐败的新阶段与新战略》正在播出。

任建明：那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将我们中国反腐败新战略的思考，那所谓讲这个新的战略，为什么我们要冠一个新，就是我们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把我们反腐败进行到底，取得反腐败的成功。那我个人呢，只是想，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治标”进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的策略选择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过去提出来一个，以“廉政特区”试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的一个反腐败的一个总的战略，扼要的做一些介绍。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道，要把这个反腐败要“进行到底”，那么到底什么是“进行到底”，“进行到底”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行到底”，我们在策略上有哪些选择。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选择。那毫无疑问，我们说这个“进行到底”，我们要给它一个界定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要能够达到那个三个标准。要实现反腐败的这个“三不”，才能说我们进行到底，或者我们更简单地说，就是你“治标”“治本”，都要能够进行到底，“治标”就是要惩治腐败，查办腐败的案件。

“治本”就是我们要做系统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那都进行到底的话，才算是进行到底。毫无疑问它包括，首先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治标，能不能进行到底。那么“治标”进行到底是什么含义，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过去历史上，数十年所积累下来的腐败的存量，要有一个彻底的清理。或者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把这个腐败的这一页要给它翻过去。我们要翻开新的廉洁的一页。那大家就可以想一想，在我们这部分探讨反腐败的策略，之前呢，我想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是一定是要进行到底，而不是重蹈过去的半途而止，半途而废的这个覆辙。如果我们说不是在这个前提上达成共识或是一致的话，那我想这个策略的讨论就失去意义，甚至成为一个阴谋。

最近你比方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什么特赦、赦免，从宽处理这样的一些政策，最近这个山西高层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可能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提出这样的主张的时候，实际上我个人可能是对他们的动机表示质疑，比方很多的这个赞同者，他可能是为了给自己的腐败问题解套，而不是说真的是想把党和国家的反腐败进行到底。假定，如果我们的推定，他的动机真是这样的话，那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的，客观上一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让本轮的反腐败再次半途而废，无果而终。所以这时我们探讨任何战略策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要达成共识。

最近有一些流行的观点，比方说认为对现在的这个反腐，如此的这种反腐败，甚至我们可以说让“人人过关”式的这种反腐败，会严重的损害党的形象，破坏执政的合法性，会影响稳定、让广大干部人心惶惶，不敢干事、无法干事，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先在各地，稳增长的压力就很大，那对这些观点到底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我们其实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前提，就可以区分出两类反腐败，其实这些我们说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做一个观察。

第一类的反腐败就是我们说“进行到底”式的反腐败，那对应的就是说我们“半途而废”式的反腐败。那如果说是我们说“进行到底”式的反腐败，那短期来看，我并不否认刚才的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还是用人，机体的生命来作为比较。可能得了肿瘤，你要去治疗。那对人体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对人的健康短期内。但是我们说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利好，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和谐社会，一定要能解决腐败问题，否则的话，我们那些都会变成一个空想。

那如果是“半途而废”式的反腐败，那过去的太多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可能短期内刚才讲的那些都没有问题，但是长期来看我们用一个中国人的成语，饮鸩止渴，那“治标”进行到底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说有两种策略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采取的，8月25号，王岐山书记在政协常务委员会上，他也讲道，有政协常委提出问题，这个十八大之前的腐败问题，能不能从宽处理。王书记非常坚定地说，不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就是说人人过关、一查到底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一个策略呢，就是我们重点查办，然后可以有条件地部分地特赦、赦免或者说从宽处理。为什么需要探讨这些策略呢？我想讲一些实际的故事。你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我所观察到的，香港（地区）是惟一一个通过正式的颁布的法案，采取这个特赦，就是1976年年底，港督颁布的“特设法”，就是把香港（地区）1977年1月1号之前的腐败，全部都赦免无罪。腐败他们攫取的非法的利益，不予追究。法院不能够判他们有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正式地颁布法案（特赦），为什么香港（地区）当年要这么做。

其实我们说从香港（地区）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示。就是香港（地区）大家知道，1973年出现了葛柏那个腐败的答案，导致大专学生、市民大众这个抗议之声响彻港岛九龙，那在这个危机事件之下，推动香港的反腐败的体制进行改革，廉政公署成立，1974年成立。那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对于这样一个高度独立的充分授权的执行力很强的一个反腐败机构调查了大量的腐败的案件，特别是警察系统的，有组织的腐败案件。那他们也是提出一个说要坚定的把任何的腐败分子都要给他挖出来，绳之以法。但是没有想到，查到1976年的时候，这个尖沙咀的一个警署，廉政公署它可以秘密调查，它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它获得证据就开始拘捕人了，一个月突击行动，这个警署大概也就是两百七八十个人已经把两百六十个人抓进监狱。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因为之前针对警察系统就调查了很多集团的腐败案件，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就表示不满，当时也是被这种形势所迫，他们就开始串联，写这个联名信，希望这个警察处长把这个联名信交给港督，让港督下令，廉政公署停止对警察系统的调查。如果不能够答应他们的请求的话，他们就要开始行动。那他们的行动是什么，最后警察处长也不敢把这个信交过去，他们就开始游行示威，冲击廉政公署，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警廉冲突。那这个时候的动乱，市民大众又声援廉政公署，就是非常混乱，要比第一次的那个1973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那现在摆在港督面前、麦理浩面前就是第三条路，就是宣布特赦。但是特赦并没有平息这个事件。警察可能看到了进一步跟港督讨价还价的这种可能，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要刚港督下令解散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在历史上其实它是随时有可能被解散的一个机构，只有回归之后，我们的（香港）“基本法”，才确定了它的法定的地位。历史上真的是存在这样的可能，那这个时候港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那个特赦令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是一个，我称为它那个特赦政策是一个几乎是无条件过度的特赦，就时间划了一个界限，而且划得很宽，不是1974年2月15号，廉政公署成立的那天，因为那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香港历史上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它划到1977年，又往后面划了好几年，（1977年）1月1号之前，其他的没有任何的标准。那这个时候港督，就觉得非常的棘手，他怎么办呢，就强行的召开立法会，修订警察条例，就修订了一条，任何时候任何警察不服从政府的命令，立即被开出，然后再调查你有没有这个违法犯罪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时候，港督自己已经开始缺乏自信了，他也不相信这次就一定能平息，这就是当年香港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说，它的给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次通过正式的法案来实施这个特赦政策。那么另外一个也是说，就是说这个过度的特赦也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后来他又去采取措施纠偏。一直到1978年，把118名严重腐败的警察把他们清除出警察队伍，才扭转了香港（地区）腐败蔓延的那个趋势。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些启示，那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要不要去采取这样的策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新加坡的话，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他们会很自豪地告你诉新加坡当年的反腐败，没有像香港（地区）特赦，从来没有向腐败低头过，他们是叫我们叫老虎苍蝇，他们叫大鱼小鱼，大鱼小鱼通吃，为什么，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开始执政的时候，新加坡毫无疑问是非常腐败的，但是腐败的是旧政府，腐败的是这个社会，人民行动党作为新的执政者是廉洁的，所以反腐败它没有包袱。香港（地区）就不同，或者我们说，用新加坡香港（地区）情况，来看我们假如我们是1949年，假如我们是1978年，我们都容易得多。

实际上我们说，我们中国过去历史上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特赦的政策实践呢？实际上是有的，甚至我们说在过去的运动中，在纠风中，我们都有一个自查自纠的阶段，我们多次采用过这个从宽处理，当然我们的教训，远远多于我们的经验。到底我们采取的这个特赦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不能特赦，主要的界限是什么，怎么样来确定。

解说：将反腐败进行到底，是讨论反腐败策略的一个前提，人人过关、一查到底，和重点查办有条件的特赦，是将“治标”进行到底的两种策略选择，而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颁布特赦法案的案例，则说明简单地无条件的特赦，并不适合中国的反腐败道路。

任建明：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我们讨论的是，我提出来“廉政特区”，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我们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地方政府，进行这个试验。我认为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最大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渐进模式，我们不是一步到位，我们分步走，我们有一些经济特区去试验，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反腐败，这样的一个工程，远比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的多，我们刚刚讲道，就是新加坡、香港（地区）的经验，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系统地借鉴呢，我们说看法，但行动上我们说内地我们一直有一方在学习，但是多年来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我们学习了二三十年，一直没有办法学像。

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机构我们要跟贪污调查局、廉政公署去比较的话，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我们很难能够真的肩负起我们进行到底的这个使命，你如果把新加坡、香港的经验直接移植到我们整个的国家，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找一个城市的地区，是不是可以移植呢？通过移植，通过在一个点上，我们充分地去试验。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是不是我们可能性更大呢？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二传手，再把这些经验再向我们其他地方推广，是不是更容易些呢？这就是我基本的一个逻辑的理念。要把我们完整的一个地方政府，把它作为一个特区，进行反腐败的试验，只要有利于反腐败，有利于党的长期执政，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试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讲到这里。

姜楠：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作出的这番发言，无疑表明了中共反腐决心，在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更需要政治智慧，相信中国在与腐败做斗争的道路上能够从“治标”走向“治本”，有运动型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构，感谢任建明老师今天精彩的演讲，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请你继续关注下周的《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聚焦中国反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