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反腐有三标准 令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

核心提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作出的这番发言无疑表明了中共反腐决心。

凤凰卫视10月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什么是“廉洁政治”？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发生了哪些变化？将反腐败进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战略？《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聚焦中国副腐”为您解读，《中国反腐败的新阶段与新战略》。

姜楠：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聚焦中国反腐”。自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已有四十五（以上）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副国级以上的有三名，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对这轮反腐有一个说法，叫做“治标”为主，为“治本”创造条件，如果说高压惩戒是“治标”，那么建设起“廉洁政治”的制度则是治本，“廉洁政治”建设的目标是什么？反腐至今为“治本”创造了哪些条件？下一步反腐战略应该怎么进行？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老师，他将为我们解读《中国反腐败的新阶段与新战略》。

任建明：低水平、可持续和零容忍为衡量反腐是否成功的三标准

解说：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廉政建设，政府管理，公共组织领导等方面的研究，在廉政研究，廉洁教育培训及廉政知识传播，廉政政策咨询等方面，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代表性著作有《腐败与反腐败》《理论模型和方法》《交通廉政的实现模式》《制度文化和领导力》。

任建明：我讲的问题，是我关于反腐败战略，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反腐败战略研究的一些心得，那么归结为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一下这个“廉洁政治”及其标准，那么第二个呢是中国反腐败新阶段的观察，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反腐败新战略的思考，大家知道这个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

1959年李光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之初，他们也提出，誓言要建设廉洁的政治，这个是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间是有的，假如“廉洁政治”真能够实现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的研究认为，“廉洁政治”我们要给它一个抽象的定义的话，并不复杂，但是我愿意给一些我们操作化的定义，我认为它跟国家层面的反腐败的成功，其实是一个含义，那么一个国家它反腐败成功，应该有哪些标准来衡量它，那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标准，概括起来就低水平，可持续、零容忍，所谓低水平是指的是这个腐败的程度，我们知道腐败在人类历史上，它具有顽固性的特点，就好比是人机体的疾病，人类社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很难能够将腐败彻底地铲除或者叫根除。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这是讲这个低水平，这必须要达到的第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是可持续，可持续讲的是说，你这个低腐败水平是可以长期保持，我们换一句话说的话，大家就更为明了。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我们知道说这个腐败的历史周期律，我们人类在长期的文明史上，腐败都出在一个周期性的这样一个低腐败水平然后爆发，甚至导致一个政权的失败，被新的政权所替代这样的一个历史周期律之中。

那你要可持续的话，这个低腐败水平可持续就意味着你跳出了这个周期律，那么第三个是零容忍，零容忍这个应该是一个我们说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价值，态度或者是文化，就是人们普遍地不容忍腐败，不仅仅是态度，人们有正确的认知，就是对于腐败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有正确的认知作为基础，而且在行动上能够体现出你抵制、反对腐败的这样的一些行动上面。

解说：1959年，新加坡就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廉洁政治”跟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成功，是一个含义，而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成功，则有三个标准，即低水平、可持续和零容忍，低水平是指把腐败控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持续是指低腐败水平可以长期保持，而零容忍则是指人们普遍地不容忍腐败。

任建明：那这三个标准呢，我们想做一些进一步的评论和探讨，从实现这三个标准的难易的程度来看的话，应该说最容易的是第一个，可以把它称为是低标准，那么可持续，要做到就比较难了，那么最难的是做到这个零容忍，这可以这么来看这三个标准，当然当下对我们中国来说的话，我们说就拿这个最容易实现的低腐败水平，我们都还需要应该说还是要有不少的路要走，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反腐败形势非常严峻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了低水平和可持续这两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廉洁政治”或者是说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是取得了成功。

那当然，如果我们说这个零容忍也实现了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好的成功的状态，从这三个标准来看的话，低水平和可持续，是客观的指标，零容忍，它是社会的普遍的一个态度和价值，它是一个主观的指标，我们知道反腐败有人类文明到现在，对付腐败的是三大对策。

惩治、预防和教育，我们靠这个惩治，可以实现这个低水平，就是把腐败的程度给它控制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我们靠这个制度、预防，或者说我们讲预防，可以实现可持续，那只有惩治、预防、教育，三措并举，才可以实现零容忍，所以要做到零容忍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强调教育、信仰，就可以做到的，实际上是最难做到的。

如果我们看，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以它们作为一个案例的话，它们大概在发生了转折之后，五到十年就实现了两个标准，但是要实现零容忍，彻底地改造原来的腐败的文化，用了更长的时间，在我来观察的话，大概是二十年，三十年，常常我们还说这个反腐败呢一个成功的理想的境界，“三不”。

8月25号王岐山书记也讲过，就是让我们的官员他讲的主要是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如果能做到这个“三不”的话，也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大致对应一下的话，我刚才讲的，就是国家层面的反腐败成功，应该跟这个“三不”是一个大致的对应，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些，我们大概就会理解，为什么当下中国，我们反腐败的路径策略的选择是这样子的，就是8月25号，王岐山书记在政协常委会上讲的，目前已初步令官员不敢贪，这是他最先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治标”，就是他讲的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那么正致力于令官员不能贪，将来还要令官员们不想贪，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策略的选择，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简单地做一个开始。

解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为什么说中共十八大很可能成为新时期反腐败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十八大之后的反腐和以前相比有变化，如何理解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和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世纪大讲堂》《中国反腐败的新阶段与新战略》正在播出。

任建明：那么第二部分，讲我们中国在反腐败新阶段，我个人的一些观察，要讲到这个新阶段，那当然我们说言下之意，就有一个旧的阶段，那么所谓新旧阶段，它的分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的是什么时期的中国的反腐败，那我个人认为是我们说是新时期，那新时期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我们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之后，我们进入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期，它的起点很确定，是1978年，那这个时期到什么时候，算告一段落，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他讲道，改革开放要一百年不动摇，要照他的一个预言的话，那应该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可能要到这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这个时期，所谓新时期我个人认为，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看我们中国的腐败和反腐败，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那伴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开始，我们的腐败就进入到一个高发期，随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开始大力地反腐败，但是应该说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很难遏制腐败蔓延这个势头，但是我们说到十八大之后，我们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说能够使这个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能建成这个“廉洁政治”。

这种可能我们说，就我们把这个十八大暂时假定，认为它是我们这个新时期反腐败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未来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观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需要两个观察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使这个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这个是最起码的第一个观察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腐败治理得彻底，显然这个是需要时间来回答，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地回答，只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变化和希望，那变化和希望这两个关健词呢，是去年的最后一天，政治局会议，在讲到这个作风建设时候，用到的一个评论，就是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变化和希望，我想十八大之后，我们大家都会普遍认同这些变化，比如说以周永康、徐才厚为代表的这个“大老虎”受到查办，是不是历史性的突破。

任建明：十八大后中国反腐现四大变化

作风建设，我们又称为“八项规定”，反“四风”，这个上面的变化是不是明显，那么反腐败的力度在十八大之后是持续加大呢？还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是一阵风，那我想可能多数人都是给出比较积极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说，十八大在很大的可能上，会成为我们新时期反腐败的一个分水岭。

那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说，十八大之后，我们到底从一个更宽的视角来看，是有些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从战略层面的观察，是有四个方面，实质性的变化，我把它简称为“四化”，第一个就是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第二个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第三个是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第四个是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这里的反腐败行动，其实不仅仅是反腐败行动，还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全面改革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就是改革的行动，那我下面扼要地做一点解释，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这样的一个目标可以作为是我们反腐败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刚才我也讲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9年他们提出也是要建设廉洁的政治，这应该是我们国家首次提出并设定的一个终极化的一个反腐败目标，那么我们回顾历史，过去在十八大之前，我们的反腐败的目标是处在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是有一些偏颇，就是是一个缺乏目标的一个状态，两种情况，要么是我们的目标不够彻底，要么是把目标当做手段，甚至在个别的情况下，我们会把反腐败当做一个工具，过去我们讲得最多的是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这个都是过去在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官方的文件中，表露得最多的。

如果我们仅仅把反腐败定位到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显然是不彻底的，那我们的反腐败战略计划，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计划，《惩防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颁布，它制订的目标是什么？到2010年要建成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未来要用更长一点的时间完善这个框架，那么我们要提出来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制订的这个惩防体系到底它是我们的反腐败的目的还是手段，显然它是一个手段，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建成一个惩防体系，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解读腐败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反腐败目标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从行动层面去考察的话，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特点，把反腐败当做一个权宜之计，甚至当做工具，比方我们过去常常讲，要为中心工作服务，要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保障，在我看来这个仅仅是把反腐败作为一个配角，是不够的。

反腐败应该成为我们政治、经济、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独立的目标，那我们要评论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彻底的反腐败目标的设定，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当然是我们领导人反腐败政治决心的一个展示，也显示了领导人敢于迎接这个挑战的自信和勇气，毕竟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反腐败的形势，是依然严峻。

那一旦设定了这样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就将成为评价我们一切反腐败工作的核心的指标，甚至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每个人，基于自己生活的经验，感受，我们自己都会给出一个评价，我们到底我们反腐败的结果，是在接近于这个终极目标，还是在远离这个目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些评价。

解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遏制住腐败蔓延的势头，但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则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变化和希望，而第一个变化就是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中国首次提出，并设定了“建设廉洁政治”这样一个终极化的反腐目标，这也将成为评价一切反腐败工作的核心指标。

任建明：那么第二个变化呢，是这个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那最能代表这个反腐败决心上的变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中讲道的，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个“进行到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绝不再半途而止，半途而废。

那“进行到底”这个词语的含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想我们肯定有不同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最早可能讲到这个“进行到底”是1948年，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毛泽东他有一篇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

英文的话就是To The End，不能中途停止，那怎么样来评价这样的一个决心它的特点？应该说过去我们的领导人反腐败的政治决心也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新的决心很大，更大或者前所未有，都不能够形容它的特征，那么新的决心，我认为准确的一个反映它实质的一个评价，就是我们政治决心的彻底化，那我们做一些评论的话，就是说反腐败政治决心的彻底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它就会把我们党和政府的反腐败的行动逼到了墙角，甚至我们说，任何一个个案的查办，都可以作为我们检验到底是能不能进行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而且我们说从逻辑上，我们做一个否定的，证伪的一个检验，在逻辑上是严密的，比方说在周永康，徐才厚这些案件的传言期，大家预示着可能要对他进行调查，人们就在拭目以待。

如果最后没有得到查办，我想每个人都会得到结论，你这个“进行到底”，就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说从归纳逻辑上，是不是查办了他们，就意味着进行到底呢？那显然是我们还要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观察，逻辑上去证实它的话，是并不那么容易，这是第二个这个变化。

解说：反腐败目标的终极化，反腐败决心的彻底化，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反腐败行动的坚定化，这“四化”是中共十八大后反腐败的四个变化，跟过去相比，新的反腐败战略有什么不同，在反腐败行动力方面又有何变化？《世纪大讲堂》《中国反腐败的新阶段与新战略》正在播出。

任建明：那第三个是反腐败战略的科学化，所谓我们反腐败战略，应该说惩防体系，我们就是一个长期战略，在惩防体系之后，我们有三年，五年的阶段的这个反腐败战略，那我指的这个新的战略，是十八大之后通过的一个最新一期的五年的战略，就是去年8月27号，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惩防体系建设新的五年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