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东渐”百年之后 医疗改革是否存在新思路

医疗问题日益突出制度改革是否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程正逸（美国弗吉尼亚州私人医生）：在美国呢，一种是有医疗保险的，一种是没有医疗保险，完全自费的。我们自己过来诊所看病的话，就60块钱（约370元人民币），这是首次看病，以后呢就是50块钱（约300元人民币）。

对有医保的的，如果第一次过来看病，我们肯定要收到165块（约1000元人民币），要200块（约1230元人民币），完全在医保范围内。不过他可能要付一个自付部分，自付部分嘛，可能10块、20块钱（约120元人民币），现在可能贵一点，25块、30块钱（约180元人民币）这样的。

收入上可能你自己开业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没有很大的差别。

解说：对于也曾在上海的医工作过的程正逸而言，美国的这套医疗体系似乎更为优越。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西医东渐”的一百多年后，正在现实医改中艰难闯关的中国，需要再次向美国看齐吗？

程正逸：美国呢，首先你看病要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实际上是总管，他了解你所有的基本的东西。如果他感到你这个有的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他会建议转诊。但是美国有很多医院，特别是社区医院，它其实没有医生，是我要到医院里面去照看我的病人。现在它有一点改变，现在医院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方法，所以他雇了一些住院医生，就是他雇了一些医生。他们并不看病人，他们只管医院里面的病人。

解说：除了像程正逸这样的私人诊所和最为普及的社区医院，美国还有一类科室齐全、设备先进的大学教学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一般疾病的平均住院治疗费用从七千美元（约4万2千元人民币）到两万美元（约12万元人民币）不等。

霍宁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美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美国每年的人均医疗花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所以光是花费，就是美国面对很大的挑战。

石磊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基层医疗政策中心主任）：对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来说，非常容易看病，自己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然后看病也很容易，费用自己部分也不是很高，因为他有保险来帮他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穷人，或者没有保险的人来说，这个制度就是显得非常糟。

解说：为了让占人口15%，总数约45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得到“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奥巴马自当年竞选时就推出了一套医改方案，并在2010年3月获得国会通过。

政府将在接下来十年里投入9400亿美元（约5万7千亿人民币），把医保覆盖率提升到95%，接近全民医保。

石磊玉：可是这4500万人里面，分不同类型的人，有的人是穷人，没有钱买保险，有的人是属于不愿不买保险，他很健康。那些健康的人不买的话，这个保险，这个奥巴马医改就不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健康的人没参加保险，这个担保费就会上涨，担保费上涨的话就影响整个国家财政，就会影响到全国人民的投入。所以大家有时候就会不满意。

霍宁博：所以美国还要继续努力的目标，就是让全体美国民众都能够享有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左晓霞（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我现在是首先是收进住院，来给他的病情做一个评判，那么估计费用像普通的一个传统的药，费用大概五六千。如果他要上最新的现在国际上推崇的一个生物制剂，那么肯定要上万，到一万五左右。医保的话，像这样慢病，也是七千块钱。

解说：八十年代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的左晓霞，现在成为了自己学科领域的专家骨干。通常一周会有一次普通门诊和一次专家门诊，挂号费分别是8元和50元。

左晓霞：最多是600块钱，是贵州来的病人。他说我这个号他边讲边哭脸，他说挂不到。因为我们本身就是15个专家门诊，15个号，我很少看到收入。但是我知道好像提成50%、60%，具体我问问，因为很少我看这个钱的，说实话。

解说：在询问了医院会计部后，左晓霞才知道普通门诊挂号费一般医生提成75%，专家号提成80%。目前，她每次的专家门诊人数约为40人，最高峰达到过60人。

左晓霞：每次看门诊我都很紧张的，就是病人太多，你连续不吃，你不喝水，你上厕所都没有时间去上。一直看到七点钟，七点半。最近评了一个湘雅名医嘛，可以看200（元/人）的，但是我就没有看。因为200（元/人）只能看10个，那么更多的病人可能看不到我的门诊。

解说：尽管从数字上看，“全民医保”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但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矛盾，依旧如利刺扎在中国人的心头。

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难点就是说我们有限的钱，有限的人，怎么提高我们的效率，保持公平，怎么能够用最合适的最稳妥的办法来改进。

石磊玉：我们慢慢往转诊制度过渡，现在。如果我们在保险有这个规定，看哪种类型的病，必须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话，这会有制度的一个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个质量。

解说：医疗卫生改革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超过两万两千亿人民币，但在降低整体医疗费用和公立医院改革等问题上，依然收效甚微。

如何继续推进“中国式”医改，考验着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而在这当中，海内外民间机构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黄洁夫（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我们现在加强基层医生的培养，所以CMB（中华医学基金会）有支持，像华西，它就支持对全科医师的培养。

另外是对医疗卫生政策的影响，它曾经是在CMB（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下面跟《The Lancet》就是《柳叶刀》（医学杂志）一起合作，开过一些高级研讨会。

玛丽·布洛克：我们着重培养青年领袖，也会资助从事卫生政策工作时间较长、经验丰富的人。因为这些人能帮助中国，找到卫生政策的出路。

陈致和：我们可以对医生进行更广泛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在人性关怀、沟通技巧和专业操守等方面，做得更好，与病人的合作也更加成功。这其实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很多国家的医学教育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解说：中国的医改之路任重道远，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与时俱进地把自己的未来使命，指向自己最擅长，而中国又最需要的地方。比如加强卫生政策研究的能力建设，比如强化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甚至期待推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卫生公平和改善教育的品质，让所有人都能分享科学与医学的力量。这个梦想和百年前一样，宏大而具体。

陈晓楠：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医事之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给出了一个答案。

尽管浑浊的现代空气，已经让原本纯粹的医学意义失去了某些内涵，但是人们对于医疗效果的期待，越来越高，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的有限性，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的医疗改革作为社会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器官移植、精神疾病、职业病、传染病等众多领域的拓展深入上，还需要和世界尖端科技和前沿理念来交流融和。

在这些继续要面对的问题上，中华医学基金会这样的美国慈善机构，依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一百年前，他们对于大洋彼岸的使命感，对于中国这片土地的特殊情结，他们的科学理想、医学理想和慈善理想，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去。

陈致和：我们一起走过了精彩的一百年，我们很高兴看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

曾益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协和）它不光是说带来了西方的医学的模式，而且它是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欧文迪（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洛克菲勒家族第五代）：我们必须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全球性机构，可以怎样改善中国的卫生健康状况。

韩启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的阶段，它及时的调整，把它的资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田涌泉（中南大学副校长兼湘雅医学院院长）：它让中国的医学教育能够从全球卫生来考虑你的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甚至包括我们的医改。

玛丽·布洛克：“科学无国界”，这是那个时代洛克菲勒的哲学，非常理想主义。但时至今日，这样的理想主义仍然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