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潜创立定县公共卫生模式 领先世界25年

农村缺乏医生 陈志潜为定县培训保健员

陈芙君：当时他就想有几件事可以做，一个就是说改良水井，第二个呢就是改良厕所，处理好粪便污染问题。再有就是种痘，天花流行就种痘。那么这些事谁来做呢？

解说：也是在这次调查中，陈志潜发现当地平均每人每年负担的医药用费约为三毛钱大洋，完全消费在看旧医和买草药上面。

陈芙君：所以他觉得那三毛钱不可能被他完全拿过来，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支付任何从外面来的大夫或者是护士的工资。所以他就想必须要在本地，就在当地培养人来做这些事。

最初的时候，他选了四个村，一个村一个人，就四个人，由他自己来培训他们，为期是十天。这四个人就是定县最早的保健员，然后每一个保健员配有一个保健箱。这个保健箱里面是10种，一共只有10种药品和物品，就是蓝药水、红药水、酒精、纱布、棉签这些。

马秋莎：保健员基本上就是负责第一是种痘，第二是检查水井的卫生，有什么急需的情况往上边报告。

解说：由这最基层的村保健员往上，陈志潜在区级设立保健所，由正式医学院的毕业生主持门诊治疗，同时负责本区的预防工作和对村保健员的监督。最后在县城设立保健院，有近50张病床，医生、护士基本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

马秋莎：农村初级三级卫生保健，这个体系呢，陈志潜知道他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它的价格低，一年一个人只需要一毛钱看病。

陈芙君：他们那个保健员，他是没有报酬的，当然他们还是有一点鼓励，就是说在每年年终的时候，会由县长来给他们颁发，就是对他们做得好的人，给他们颁发一个奖状。可能会有一点点经济上的这个鼓励，所的那一级的话，他们是有报酬的，县里面的卫生部门应该是有提供报酬的。院的话里面的人全是协和的，他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CMB（中华医学基金会）。

陈志潜创立定县公共卫生模式 领先世界25年 

解说：陈志潜来到定县不到三年，这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黑死病，肠胃传染病也大大减少。

1934年，华北霍乱大流行时，定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无一人死亡。

陈芙君：最后到了1934年底的时候，南京政府就决定在全国推广“定县模式”。

马秋莎：陈志潜他所做的这些东西，是在世界上早于其他二十五年，使他得到了“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这样一个称号。

玛丽·布洛克：这个三级卫生保健结构在1950年代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芙君：定县这个模式跟县卫生院的存在，跟这个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撑是分不开的。

解说：其实，不仅是兰安生、陈志潜，当时中华医学基金会驻京主任也是协和代理校长的顾临，也曾担任过定县卫生项目的顾问。

只是这个出身美国传教士家庭，对中国及远东事务了如指掌的资深职业外交官，却因为协和出面挑战洛克菲勒家族，引爆了北京和纽约之间的信任危机。

马秋莎：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希望协和医学院尽早的中国化，雇越多越好的中国教授，因为中国教授便宜，就越早地要把它（协和）摧出去。

解说：对于其实身陷美国经济危机，收入大幅缩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预算连年增长的协和成了一个真正沉重的“包袱”。

独立之后的中华医学基金会，也没能让洛克菲勒人从协和的责任中完全解脱。一直为协和争取资助的顾临，因为提议削减宗教系的活动及开支，惹来小洛克菲勒不满，逐渐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1928年建立的南京政权，为了打造收回国家主权的强政府形象，也在教育上加强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控制。发布政令要求这类学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外国人充任校董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不到一年，包括胡适、张伯苓、施肇基等一批著名的中国人士的名字，就出现在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成员名单中。

马秋莎：但是顾临他已经在协和干了这么多年，协和，他的心思还是我们中国的大夫还没有成熟，不能把协和全部都管起来，他不赞成。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洛克菲勒三世，他呢大学一毕业，洛克菲勒第二马上就把他安插到了CMB（中华医学基金会）做个董事，很快地他又把他变成CMB（中华医学基金会）的秘书，然后又变成CMB（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副主席。顾临就非常的不高兴，而且这个老三他在一心的要别人都尊敬他，但是顾临就是不行。所以最后，洛克菲勒第二下了决心，就让他走路了。

协和医学院代理校长挑战洛克菲勒家族被辞职 

解说：1934年7月，顾临原本是回纽约述职，去得到了自己“被辞职”的通知。震惊、不解与愤怒让他回到北京后，马上向协和和校董会递交辞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协和校董们也被纽约激怒了，表态拒不接受，联名“上书”，要求挽留顾临，否则也要辞职。

玛丽·布洛克：那的确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和相互的不信任，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受托人和中华医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雷蒙德·福斯代克不得不专程来华，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受托人协商来平息事态。

实际上，我认识洛克菲勒三世时，我还是一个研究生，我跟他聊过这件事。他说，哦，你说得很对，我本来绝不该这样做。我当时太年轻，不懂治理，我不懂得团体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很冒昧，说服我的父亲开出顾临。在这个方面他完全没有心防，他承认那是一个错误。

解说：顾临的离职，让继任者胡恒德和协和校董会之间的关系非常尴尬，协和校园内对他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

直到1935年秋，胡恒德再次出任协和代理校长，大力推进协和的“中国化”改革，包括中英文双语教学，为政府培训卫生干部等，协和的管理和运作才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