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年代——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大众有时候要比艺术家的水平更高

刘索拉：这就是我的生命证实了，这个历史的偶然性，我的生命在证实了历史并不是公平的。我等于说通过我自己的生命去证实，很早就把它证实了。我先明白了这件事，哦，我这么一个笨蛋，居然还被发现了。那可见历史多少不公平，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比我有才，比我写得好，就比如像纽约，纽约这么一个地方，有那么多有才的人，能够被人听见的和注意到的人不多。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在纽约有多少人，在那儿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必须深入进去你才知道。而且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说，已经是很伟大，对于纽约人来说，认为他非常伟大了。我们比如内部圈里知道，但是多少人知道他，出了纽约就没人知道了，美国人并不知道。那出了美国更没人知道。只有我们这些人，你路过了这个地方，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有特别有意思的大师，所以因为我走的地太多了，有多少大师是根本我现在跟所有人说，根本就不可能想你会知道这些人。

解说：刘索拉从小生长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父亲刘景范曾官至中顾委委员、民政部副部长，叔父是中共早期高级将领刘志丹。11岁时，因母亲撰写的小说《刘志丹》卷入政治漩涡，家境突变，索拉失学跟着一群境遇相似的小伙伴，混迹街头，成了文革中少有的叛逆前卫的“嬉皮一代”。理齐耳短发穿喇叭裤、花衬衫，在公园里北谈吉他唱歌，累了就摆个“大”字往长安街上一躺。在别人眼里，索拉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形象。

许戈辉：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你从他们对审美情趣，对生活的追求上，一定也看到了很多不同吧？

刘索拉：特别不同。

许戈辉：对阿，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助理，和当年写《别无选择》《蓝天碧海》那个时候的你一定有很大的不同吧。

刘索拉：那她比我酷多了。

许戈辉：怎么讲，具体什么表现？

刘索拉：我老经常讲说她比我酷，因为她见的比我多，我在八十年代接受国外的资料很有限的，其实我的常识是音乐学院给的很多知识，之外我们自学，可是自学的常识是非常有限的，你知道的太有限了，所以到了我出国我才知道外头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在接触，就是他们已经早听了很多的东西。

许戈辉：就对于你这个大家眼里的先锋派，你的酷的标准是什么呢？

刘索拉：就是我们不酷，八十年代我们不酷，我们有热情那就是嬉皮，嬉皮不酷。嬉皮是不酷的，嬉皮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是浪漫主义的。酷就是你知道九十年代在西方的艺术是chill，chill就是酷。chill就是说对什么事情有距离的。你知道吧，现在的孩子有些人是这样的，就他们chill，就他们更酷，就是这样就叫酷。现代主义是酷的是冷的，是更加有逻辑思维的，就是更有距离的，更加冷的。但是应该是知识面更广的，然后更有距离的。然后我们八十年代是知识不够，热情居多，那是浪漫主义，要死，就是很多人为艺术死去了。

解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五年后，刘索拉决定摆脱正统式音乐的束缚，她远赴英伦开始与当地的摇滚音乐家合作，不久之后，她又被一场朱尼·威尼斯的蓝调音乐会“一枪撂倒在地”。她在美国孟菲斯和黑人地下音乐家厮混，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跟布鲁斯乐手挑衅。90年代，美国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了她的唱片《蓝调在东方》。她把中国人孰知的“伯牙摔琴”、“昭君出塞”的故事和京剧念白、梆子、大鼓，黑人蓝调、爵士乐、教堂音乐和说唱杂糅在一起，西方评论界惊呼她是“异常疯狂的入侵者”。《纽约时报》形容索拉女士的声音“可以表现出童贞或是狠毒，柔美或是凶猛”，是触及灵魂的声音，是“疯子”甚至是“巫婆”。在国外的演出，场场暴满，此次轰动，这个疯婆子决定带着她疯狂的作品，回归中国本土。

刘索拉：让它在这个中国落地是特别难的，因为中国要看票房，要看观众，不能够有一点就是说，你万一观众走了什么之类的。结果，所以我们本来特紧张，结果去年的话去西部音乐节，其实我们乐队还没全体去，就这么几个人去了，那些孩子全疯了，特别高兴。小孩们，平时就听流行音乐的，他们特高兴，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知道就是说没问题在中国是没问题的。

大家把大众真的看低了，这其实我通过八十年代像我那样的小说，像我们当时我们班同学做的那样的音乐，能够那么受大众关注，就说明大众水平是很高的，我们把大众给低估了。其实大众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们真知道，大众有时候比艺术家水平更高，所以你要真的把艺术家应该放进大众去，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艺术要大众去看的话，大众可能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反响，而且大众其实水平，他们想要的东西水平很高。为什么大众会转到现在去看欧美的东西，为什么不看中国的东西，因为他嫌你中国的东西水平低，所有的孩子为什么要听欧美的音乐，他不听中国流行音乐，他嫌你水平低，他知道。就是你没做出来，然后你们愣说他们听不懂，他们当然听得懂。

《名人面对面》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许戈辉【主持人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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