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受日军细菌武器攻击 百姓急病乱投医

国民政府拟切断鼠疫传染源 发起灭鼠运动

解说：当时伯力士与中国防疫队成员得出的最有效的防疫办法莫过于打针、灭鼠、建立隔离医院以及焚烧尸体。

李明庭（细菌战亲历者）：第一项措施就是打预防针，注射预防针，当时就是说保长甲长带领医生到家里来注射打预防针。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打，好像有些人认为无所谓打不打也没关系。有些人不愿意打，有些人还逃避，逃避这个打针。怎么办呢，街上的行人都强制地打，在出城的城门那个地方，设的有，每个人要打，打了以后他还给你个条子，上边写着什么，已注射。

解说：有了可以预防腺鼠疫效果不俗的防疫针剂，并且强制注射，虽然可以很好的遏制鼠疫的传播，但传染源还在，切断了传染源才能真正阻绝鼠疫对人们的影响。一时间常德城的灭鼠运动轰轰烈烈，捕鼠器、老鼠药，甚至是拖把和木棍，都成为了这场防疫战争中最直接的武器。

李明庭：打老鼠，每家都交老鼠，当然我们家里交了两个老鼠，我和我哥哥两个去的。交两个老鼠送到那个防疫站去。他给你写个条子，某街道某个家庭送来两只老鼠。如果你没有老鼠的话，老鼠的尾巴也行，交尾巴也行。

徐万智：当时国民政府号召市民抓老鼠，要把老鼠，消灭老鼠，交老鼠尾巴，但不有的就是也派了任务，比如每一户要交好多交好多。

李明庭：老鼠送去我记得是一个大缸，缸里泡的石灰，老鼠就丢到石灰缸里让它腐烂。

解说：今年81岁的张礼忠，是那场细菌战的幸存者，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每天清晨起床之后就会练气功，生活也幸福美满。但是在几十年前，那个全城恐慌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家人的离去。

张礼忠：我们全家几口人，就眼睁睁地看到两个弟弟，那就是一摸就疼，最后慢慢慢慢发高烧，再就是口吐鲜血就那么死了。死了以后又不能哭，为什么不能哭呢，因为政府规定，以及在当年1941年修了火葬炉，就一定要拉出去要烧掉，不准老百姓埋。

李明庭：凡是因为患了鼠疫死的人，通通要火化，这是最害怕的我跟你讲。

高峰：我们常德市就修了几个焚尸炉，因为这个尸体上面有病毒，那么这个尸体，凡属于鼠疫死亡的尸体必须得去火化。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传统是不行，是不能接受火化的

李明庭：听到这个字叫谈鼠色变，哎呀，天天街头巷尾，都纷纷议论，这怎么得了，得了鼠疫底的人死了以后，要丢到火化炉包了焚尸,很害怕。

张礼忠：活蹦乱跳的孩子，到晚上就死了，非常心疼，非常伤心，又不敢哭成声，怕警察知道，怕老百姓知道，怕甲长保长知道，知道以后就要强行拖处且火葬，而且要罚款。如果是发现，一个人违反规定的，要抢起尸体走，而且每个每个人罚200斤木材，这是起码的规定。

李明庭：死了人要用棺材，棺材打开开棺验尸，他要是发现这是鼠疫死的，马上要把他拖到大西门去火化。你看人死了，就拖到焚尸炉里边烧。当时不是用的煤用柴禾，所以乌烟瘴气啊，臭气熏天啊。有的人从隔离医院拖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断气，还有呼吸都要了炉子里边烧，非常恐怖，所以你讲的火化，当时主张火化是个专员，姓欧叫欧冠，有的老百姓就骂他，欧冠不是好家伙，结果欧冠死了以后，他的实体也要火化，大家都骂他。实际上欧冠是采取好的措施，只是当时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觉悟。

解说：柴禾焚尸，隔离医院里抛心挖肺，这些都是街坊邻里谈及的有关防疫的恐怖之处。

张礼忠：当时老百姓接受不了，有的是偷偷地带着病人，骑着自行车拖出去，人力车拖出去，有是偷偷的走出去，晚上深更半夜跑出去，翻墙跑出去。

陈晓楠：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控诉日本政府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因为就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参数了《联合国家宣言》，开始使用联合国一词，这也宣告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的生声浪开始高涨。但是中国在这一年的日子并不好过，河南饥荒，四处打响的战争，继续摧残着这个国家，而且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也由于各种原因，变得异常迅速。在前一年，100法币可以买到一头猪，结果多了1942年，却只能买到一条或火腿，更不用说到了1946年的时候，100法币只能买到一枚鸡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常德原本就不充裕的4万多法币的的防疫经费，到了1942年，就显得更加的捉襟见肘。为了面对这样的困难的境地，常德是否还有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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