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萧军通信频繁 直率坦诚推心置腹

萧军在延安被认是怪人 爱打架是“刺儿头”

解说：杨家岭热热闹闹地文人集会聚餐，却有一个人发现自己正被一步步地孤立起来，包围起来，有幸成了个“典型”，不幸成了众“矢”之“的”，这个人就是王实味。

萧燕：王实味为什么有气，所以说王实味说我是吃小灶的，我是穿衣服穿四个兜的，我是吃小灶的，我有勤务兵，按理说我可以不叫屈，对不对，但是他说的，既然是我们到延安来，我们投奔延安，就希望这个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

解说：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事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

萧燕：我父亲原来不想去，说跟我有屁的关系，我不去，你们共产党整风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整，我又不是共产党。

箫耘：王实味我父亲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他是两个系统的，我父亲是文艺作家，王实味是搞理论的，他也写杂文，他是当时李维汉，他们那个部门的，跟我父亲完全不认识，以前也没见过他，就是因为一个朋友，作家朋友非动员我父亲说，你去看看吧，今天开王实味的会，你去看看去，你去听听去。

解说：萧军坐在会场的后边，根本无法听清前面的人说些什么，只知道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

箫耘：当时王实味病得挺厉害的，脸惨败，我听我妈说，晃晃悠悠地走道，瘦瘦的，然后在会场上给他搁中间了，有一个破椅子，往那一歪，就是已经没有精神，看这个人没有精神，然后大家就开始叫批判会，实际就是，还没给人定案子可以说，就批判会了，说什么的都有，就让王实味有的问题他必须得交代，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交代，用他的话说我要解释，你说我“托派”，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刚一说话就给打断了，刚一说话就给打断了，根本不允许他发言，乱哄哄的。

萧燕：我父亲看到最后就很气愤，就说你们应该让他说话，他说完你们再批对不对。

解说：萧军刚说完话后，会场上所有人的目光，一时间都集中到萧军身上。

何方：这萧军就不赞成这个，因为王实味，为什么不让王实味发言呢，他支持王实味讲，他并不是同情王实味，不是同情王实味的思想，但是他对如何对待王实味，在这一点上他是打抱不平。现在看来萧军还是对的，你凭什么他不能发言呢。

箫耘：我父亲特别生气，不参加了，后来就参会的时候跟我妈一块走，旁边有一个那个组织内的一个女同志，我父亲他也是故意的，他就说犯自由主义了，这开的这叫什么会，简直就像狗打架，倒尿盆，就乱哄哄的，哪有这么开会。

解说：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萧军住处，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一切要求，而且将代表们轰出门去，若干单位的108名党员还联署，写信对萧军表示抗议。

箫耘：你得做检查，你为什么什么破坏什么会了，话说的很不客气，这四个人我爸都是熟人，都认识，那我爸更来气了，今天你们既然代表你们那些组织，和你们那些签名的人，我不欢迎你们，你们请出去，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咱们中央说去，你别和我说。

王实味是我发展他入党的，王实味来延安是我接待他的，王实味吃国家小米是我给他的，我根本就不认识王实味，你们有问题上中央，我也跟你们没完。

解说：在这之前，萧军曾为王实味事问过毛泽东。事情起源于有一天，与萧军并不认识的王实味来找萧军。

萧燕：大概六七点钟吧，说山下有人叫他，萧军萧军萧军，他后来出门一看，是那个王实味，在山下病歪歪的拄一棍子，脸色苍白晃悠悠的，说这个萧军我要跟你谈谈，因为我父亲本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闹的一身说不清楚的事儿，对吧，也不跟他不熟，而且看他这神经质，当时他已经神经错乱有点那时，就说我们谈什么，不跟你谈。他就说，萧军你要入党，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说，你自己还没有搞清楚，还让我入党，后来呢，当时周围很多人都在，因为是窑洞嘛，一层一层的很多人都在看着，都听着，我父亲当时也是这个避免嫌疑，因为当时他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就大声说，你有什么话你当面说，他上来就说，完了王实味有的没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把一封信递给我父亲，到山下，压在那儿说，你把这信代我转交给毛泽东。　　

解说：后来萧军拉这封信托人转交给了毛泽东，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与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

箫耘：动员他，你上毛主席那说说去，王实味现在要脱党了，影响太坏了，你赶快去毛主义那说说，他就去了，他问毛主席，王实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邵燕祥：开始毛泽东还表示我们共产党是，入党是有限制的，出党是自由的，他愿意走让他走吧，很不耐烦，但是萧军知道他不耐烦，但是还是在继续地向他进言，他强调的是什么呢？说在这个时候，即使王实味本人在这个群众压力之下不堪忍受，他表示要自动脱党，也不要让脱党，他把这一传出去，对党的名誉、声誉不利的，对党的影响是不好的，这样毛泽东脸上那个不耐烦的气色稍微缓和一点，就说了一句，好像是他还有别的问题。

箫耘：他说我不是想管，人家让我问问，主席也就说他是有“托派”嫌疑，好像这么说，也没说他就是“托派”分子。

解说：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辉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引发了激烈论战，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小时也收不了场，无一人退席。

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

萧燕：那他就是说吴老，说这个这样好不不好，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们百分之九十九都对，有没有一分错误，那我百分之九十九都错，我有没有一分对的，你们能不能承认这个。本来这个，慢慢我父亲准备撤了，就不准备跟他们再辩了，而且也搞的很晚，大家都着，因为慢慢底下很多人已经开始反感这些东西，这种形式了，底下也开始很多人同情我父亲了，我父亲就把息事宁人就算了，我忍了，我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全是我的错，我认了。

解说：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

萧燕：最后呢这个丁玲就说，你是百分之百错误，我们百分之百正确，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牛，你只是个毛，你这个毛附在牛身上，我父亲这一听急了，那就这样的话，你是百分之百正确，我是百分之百错误，那我这毛也不附在你身上，咱们拉蛋倒，骂了一句都撤了把他们扔那儿了，说这个事以后，他就说跟他们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解说：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

1943年，萧军因与所住当地招待所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

箫耘：当时规定了所有的人，不管在坡上坡下，山上山下，一律到山地下窑洞食堂去吃饭，我父亲吃的是中灶，主席他们是小灶，我妈妈吃的是大灶，是属于战士的，可是那时候我妈怀着我呢，马上就要临产了，独自已经很大了，我们住在窑洞半山腰，一下雪呀下雨呀有个风吹草动，你想这泥有多滑，又没有台阶，一个孕妇，一天三顿饭跑六趟。

解说：萧军担心即将临产的妻子，每天爬上爬下的不安全，就找到主管此事的领导，询问能不能允许他每天帮妻子来打饭。

箫耘：所有的人一律下去吃饭，不许特殊，那我父亲来火了，你说一律下去吃饭，不许特殊，你和你老婆，又不是伤病员，又不是孕妇，没病没灾，为什么天天小鬼三顿饭，给你打到你们家，你给送到窑洞里，你为什么特殊啊，你敢批评我，你不愿意在这待着你走。萧老更生气了，批评你怎么了，毛主席说共产党有错也可以批评，别说你了，不吃就不吃，你以为我到延安来，就是为吃你小米的。

他本来他们就对萧军有意见，你拉家带口在这吃白食，你也不参加学习，你也不打仗，你还吃中灶，你还挺好，你还什么事你都管，碰见不满意的你就管，所以说话很不客气，萧军一气之下带着怀孕的妻子，到延安乡下当起了农民，过起不受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

箫耘：最后我就生在乡下了，是我父亲亲自收生的，因为没有收生婆，也没有人懂科学收生，那时候整风，我父亲认识那个大夫，院长了的，也都出不来了，最后我父亲又跑回延安十几里路，跑回去在这个传达室写个条，他认识一个当时的专家，黄树则，后来是卫生部的副部长，我老婆要生孩子了，你告诉我程序是什么样的，他从里边写出条来了，第一应该准备什么东西，第二个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接产的时候，第三注意什么什么，还给带了一个小包，有药棉，有红药水，有绳，有剪子，有什么什么，给他了，这就算我父亲已经务虚了。

解说：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了延安。

箫耘：回来了以后，就到了党校三部，大家都在学习，就叫培训吧也叫，这个时候他就想了，他想有入党的要求，他说我不能老在外边这么样的晃来晃去，因为他延安担任一些文化的职务，比如每次党内开会，需要党外人士知道的时候，就老得把它扩进来。比如说他是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会的，不扩他的有些传达的文件精神，没法传达，所以他有这个要求。

解说：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是彭真，单独找萧军谈了一次话。

箫耘：很高兴，很郑重其事地说，听说萧军同志，听说你有这个入党的要求，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党有它的组织原则，比如说全党要服从中央，下级要服从上级，少数要服从多数，大意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做到，萧老想了想，做不到，他说我的上级如果做错了，你让我绝对服从他，我是绝对不会的，他说我还是等等吧，所以这个入党问题就搁浅了。

解说：萧军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萧大忠：我自己做了些工作，但是真正最艰难的工作，是我这个叔叔姑姑他们做的，因为这项工作是非常，因为你想想把这些日记誊写，在那么多的日记本里誊写出来，打印然后校对。

箫耘：你看完他的日记，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表面上看起来军人气十足的东北汉子萧军，是非常坚实的，非常有性格的，什么都不怕的，你会发现，看完日记你会发现，他的心是非常柔软的，而且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从来不流露。

王建中（萧军女婿）：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不管对朋友、对家人，还是对领导，他都是很真的。

萧玉（萧军小女儿）：不说假话，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他就是我做了这个事问心无愧，我决不会说为了迎合某些人，我来卑躬屈膝的，我来承认错误等等等等，不会的。

解说：萧军曾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的人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

萧军的孙子萧大忠在《延安日记》出版以后，带着这套书来到北京的万安公墓。

萧大忠：把这个书拿给他去看，实际上也是跟他一种交流一种对话，也希望他能谅解，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人一辈子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到他墓地把这个书放在他的墓碑上的时候，墓地里面非常的安静，只有树叶这种随风响的声音，我就觉得他在跟我说话，我也希望他能回答我，告诉我这个事情他怎么看，我只能自己说，他可能能谅解我们吧。

郑浩：在延安时期，萧军常年在沿河边洗冷水浴，每天清晨到沿河边吊嗓子，藉以磨炼意志力，他曾经为勤务员小鬼们打抱不平，脚踢“文抗”政治指导员，而被罢免了边区参议员的资质，他自视甚高，也自律甚严，他最推崇的人是他自己，最不满意的人也是他自己，他瞧不起周围的人，也被周围的人瞧不起，有牢骚，敢责难，是文化人有理想、有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

萧军日记里的牢骚和责任，同样属于延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