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国家被“成功”绑架付出巨大代价

2015年01月19日 10:50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他是财经界的“算命”先生，他的书在畅销榜上居高不下，他记录中国商业近百年风云跌宕，他三十岁写书，四十岁退休，以一年写一年书，一年买一套房的速度，按时按量完成着人生的任

吴晓波：国家被“成功”绑架付出巨大代价

吴晓波：我们四个同学呢就当时是和上海的《青年报》合作的，就当是跟《青年报》签了一个东西，说我们南京考察时候的未来的考察记在《青年报》发表。然后我们就骑着自行车砸整个上海市去找物资，要钱。

许戈辉：拉赞助。

吴晓波：对，拉赞助。当时需要几千块钱。然后我们跑了大概有三四个月，都没找到钱。只找了一千块残，一台照相机。四只那个旅行包。对。看后呢就这个事情后来就发表在《青年报》上了，就是说上海四个大学生，想要南疆考察但是没有钱。然后居然湖南娄底的一个厂长看到了这个青年报，看到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说是不是有这个事，你们四个是不是骗子，我说不是，真有这个事，然后他就说，那我资助你们。他就寄了七千块钱给我们了。我们现在算了一下，那个现在那笔钱现在大概应该是值，七八十万块钱。

许戈辉：如果用现在的这个物价标准。

吴晓波：对，货币买卖，七八十万。我们去娄底看他，一看到他的时候后来发觉他是一个特别小的工厂，他那个时候他的工资是两百块钱，然后他把七千块钱给了我们，然后他两个副厂长辞职。

许戈辉：就是不服这件事情是吧？

吴晓波：对对对，说你这个厂长太不靠谱了。

许戈辉：啊？真的？

吴晓波：对对对。

解说：那一次在娄底的碰面，吴晓波本以为廖厂长会提出什么要求，但却只是希望考察队能寄积分布帛一份考察报告给他。谈中，他还记得廖厂长正在积极筹钱。想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中国还没有的《马克思·韦伯全集》。那是吴晓波第一次听到马克思·韦伯这个名字。尽管在日后他常常引用其文字。

吴晓波：我觉得我大学的三年就是不断在图书馆读书，读完书以后回到寝室里面辩论到凌晨一两点钟，特别愤怒。我们这一代人都被成功绑架了。

许戈辉：原始积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吴晓波：然后变成了一种价值观。

许戈辉：对。

解说：吴晓波和同伴筹得考察“巨款”，四个人整装出发，开始了他们为半年的流浪式考察。

吴晓波：因为我之前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其实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书本知识，然后八十年代末，你知道是一个国家变化特别大的一个时期，然后整个自由主义思潮开始进入到这个国家，存在主义进来，然后国家的政治经济上的大量的兰格在学校里面有大量的辩驳，所以我的我大学的三年是在一个特别亢奋的一个状态下度过的，就是不断的在图书馆读书，读完书以后回到寝室里面就开始辩论。辩论到凌晨一两点钟，然后第二天又去读书，然后又讨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激进的一个人，就特别愤怒，就觉得变化太慢，但是我那个南疆考察我们走了，走了有北几乎南部中国全部走完，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贫困，然后看到了变化的缓慢，就是然后我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变成一个趋向于保守的人。对。因为我觉得你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开，坐那个绿皮汽车，然后走，在西部走很长的路嘛，那时候我就经过这小村庄我就会在想说，这个七八户人家的孩子去哪读书呢？他们感冒怎么办，什么时候能够把条，真正的把一条水泥马路接到他们那？他们到哪去打工呢？你会觉得说你要改变这个小村庄，可能都很缓慢。不是你通过激进，通过革命的方式能解决的。所以我后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做财经记者，跟这个也有关系。我觉得的第一次发觉，其实商业挺美的。能够改变一些东西，对。

解说：那本考察报告最终因为当时的环境未能如愿完成，廖厂长的也没能如愿收到那份报告，大学毕业后，吴晓波进了新华社，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财经记者生涯。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吴晓波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和调研，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似乎在他身上越来越少，吃饭喝茶阳春白雪，在他那里被通称为浪费生命。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把刀，一面是名，一面是利，应该被越磨越快。

吴晓波：我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是在一本台湾的广告杂志上，我翻到了看到了这句话，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看后我觉得那个瞬间我是被打到了。过去的三十多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被成功绑架了，就是我们要这个国家要变成要向全世界证明，我是一个成功的国家，是个经济改革很成功的国家。到今天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你又怎么样呢？全世界现在一百幢高楼，有六十幢建在中国，你PM2.5不还是很差吗，你地下水完全不能弄，弄坏掉了嘛对不对，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然后那个老肯躺在地上都不敢去扶了，你这个代价太大了，对不对。现在国家也知道了，就是叫绿色GDP对吧，开始讲和谐发展，这是国家层面。我觉得人层面可能也一样，因为我记得我九十年代出当时去温州做采访的时候，我到过一个造假村，因为这个造假村整个村在造假，他用面粉做那个板蓝根，做那个冲剂，就整个村做造假。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过一对父母，那时候我也很年轻，那对父母大概也就三十来岁，我说你一年都见不到小孩一次，然后你们还造假，然后把自己吧弄的看的狼狈不堪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说我要把这个孩子送到伦敦最好的大学去。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造假的原因，就让他受最好的教育，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牺牲掉了。

许戈辉：许哥积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造成了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吴晓波：然后变成了一种价值观。

许戈辉：对。

吴晓波：一种“有用”的价值观。比如说我们讲一个经济学家，评价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你的出场费，那我说这个这个世界怎么弄法子，大家都用金钱，现在作家都有作家富豪榜，呢说这个神不神经病呢？对不对？那我认为未来的孩子们，包括有钱人的孩子们，他们如果还是在从事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和工作的话，这个国家就完了呀，所以一定要有一批人去做一些没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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