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恰逢国家巨变知青因“反革命”锒铛入狱

2014年12月24日 13:58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为了不给父亲加重“走资派”的罪行，16岁的王雄

核心提示：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为了不给父亲加重“走资派”的罪行，16岁的王雄骥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报名下乡，按照政策，作为家中独子杨泽芳本可以免于插队，但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萧红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成了再教育的对象。其父希望杨泽芳能陪她一同下乡，好有个照应。

凤凰卫视2月23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天壤之别的起点却让知青获相似的命运归宿

解说：他曾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将军之子，却成了唯一一位留在陕北的高干子弟知青。

杨泽芳：对于北京来说，我没有选择了。

解说：他曾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却因为一首诗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王雄骥：我似乎仅仅是一个被抛弃了的人或者说被忘却的人。

解说：王雄骥今年63岁，家住陕西延安，1992年所在的工厂停产，他靠着搭楼板，运砖坯维持生计，数十年间延安市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却仍旧独自住在不到20平米的旧窑洞里。

王雄骥：1986年或是1987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这是光荣的北京人，志在边疆，建功立业，这是一个纪念币。

解说：今年62岁的杨泽芳是延安一家油矿的退休职工，和老伴结婚35年育有两个孩子，杨泽芳很健谈，却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在他的心里，深藏着一段隐秘的往事。

记者：你那些原来老照片为什么烧了？

杨泽芳：说起来就是，我把那些烧了，没留下。

陈晓楠：这两名老人都已经年过六旬了，在延安生活了有四十多年，他们走在大街上看起来穿着打扮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可是一说起话来满口的京腔京调，平日里这两位老人其实很少和别人往来，认识他们的街坊邻居总觉得他们好像举止有点怪异，有点神秘，而这两个在当地人眼中所谓的怪人，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他们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而且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是当年从北京插队而来的知青，而当大批知识青年随着历史的风暴席卷回城的时候，他们又都是被城市坚定而无情地拒绝，被回城的列车抛下来的人。

对于这两个命运归宿何其相似的老知青来讲，他们命运的起点却又是看起来天壤之别。

解说：据统计当年总计有两万八千多名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最终因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有两百人，王雄骥和杨泽芳是这当中非常特殊的两位，杨泽芳北京96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2年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父亲是部队的将军，母亲是总政歌舞团的作曲家，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作为家中的独苗，杨泽芳从小无忧无虑受尽宠爱。

杨泽芳：那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奶妈、保姆就是这些，我在小学二年级我母亲天天背着我就那样，今天我跟我母亲要月亮她不敢摘个太阳，要什么就是什么，从小对我特别的宠。

王雄骥：这箱子是当年我插队的时候知青每人都有。

记者：这是知青的箱子啊？

王雄骥：这是知青插队的箱子，一切向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解说：王雄骥北京64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家里还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从小性格内向、木讷，不爱和小伙伴打打闹闹，总是一个人看书。1966年受“文革”冲击学校陷入停课状态，独自逡巡于大街小巷的王雄骥转而迷上了另一样东西大字报。

王雄骥：我的知识基本都是来自漫天遍野的大字报，通过阅览大字报了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里边的内容主要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解剖性的文章，短小精悍，鞭辟入里。

解说：1968年为了给红卫兵运动刹车，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因为“文革”一开始，王雄骥在供销社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为了不给父亲加重罪行，16岁的王雄骥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报名下乡，按照政策，作为家中独子杨泽芳本可以免于插队，但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萧红却因为父亲是“黑五类”，成了再教育的对象，萧红的父亲曾是一位高级军官，和杨泽芳的父亲是最要好的战友，所以父亲希望杨泽芳能陪她一同下乡，好有个照应。

彼时上山下乡的动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成为年轻一代追求的时尚，父亲的一番话令杨泽芳浮想联翩，他旋即兴奋地报了名，他甚至憧憬着和青梅竹马在千里之外开始一段风花雪月的浪漫。

杨泽芳：感到还挺有趣味的，就是凑热闹，就抱着那种情况，反正就想咱家里边的条件一直特优越，至少我要回去的，那么个情况，我不可能在陕北待一辈子。临走的时候我母亲送我，我母亲哭得很厉害，我只是过来安慰一下我母亲，我说去看一看，不行再回来吧，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解说：母亲的眼泪并没有影响到杨泽芳心中的乐观，1968年底到1969年初，王雄骥和杨泽芳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先后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们中很多人的人生轨道从此彻底转换了方向。在辗转30多个小时到达延安后，王雄骥被分配到黄陵县苍村公社，住进了黄土地深处的一个农家窑洞，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7年间他干过统计、当过生产队长，学会了碾米磨面，做饭烧炕，也学会的耕地除草，下圈掏粪。当在大院长大的杨泽芳踏上这片黄土地时，从小没吃过苦的他震惊不已，但由于父亲的关系，相较于其他知青，杨泽芳这位特殊的知青自由散漫，艰苦的下乡生活在他那里却成了田园牧歌。

杨泽芳：把我们那管得挺严的那时候，就那时候我呢就不理他们那一套，中途我还回了几次北京，我买了小白兔奶糖，那时候回来以后就是大包小包，就跟陕北农民的背柴似的，一弄弄了几包就载回来了，给他们带回来。

解说：习惯了农村生活后，王雄骥除了劳动之外，其余的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各种书籍上，平时一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尽管条件艰苦，农活繁重，但王雄骥“两耳不闻窗外事”，整日沉浸在书本中，他成了村里人眼中的“书呆子”。

记者：这个箱子上面那个马列都是你贴的是吗？

王雄骥：是我贴的，两个图像是我最敬重的，白天照样劳动，只是利用间歇的时间打个盹，眯瞪一下，就是一到晚上下工之后点上小煤油灯，一看就看半宿，三四点钟天快亮了才睡觉，躺一会又起来了，那时候精力特别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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