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爆发促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发展

2014年12月08日 16:34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已经出现将近200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5000多人死亡。埃博拉病毒首次在1976年被发现，当年同时在非洲两个国家爆发疫情

核心提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已经出现将近200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5000多人死亡。埃博拉病毒首次在1976年被发现，当年同时在非洲两个国家爆发疫情，包括之前被称为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分裂前的苏丹。病毒最早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河附近一个村庄，所以病毒被称为埃博拉病毒。

凤凰卫视12月6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朱特（国际SOS区域医疗主任）：病毒的宿主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病毒很可能寄生在蝙蝠身上，人们可能因为食用了带病毒的蝙蝠而受到感染，也有可能是别的传染源。

皮奥特（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院长）：这种疫病在非洲大爆发的原因，是当局没有尽快做出反应，这本是可避免的，但却这样失去了控制。

拉梅尔（反世卫组织人士）：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认真对待埃博拉问题，延误了抗击病毒的最佳时机。

马汉武（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这些国家的每一个进来的人员，我们都有他的信息，就要对他们进行注意的追踪，一旦出现健康的异常，我们都会准确的掌握这个信息。

潘洁兰（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博士）：我们认为埃博拉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的机会很低，因为中国的入境检疫机制很严格。

解说：2014年10月15日，塞拉利昂首都自由城一场紧急会议正在市中心举行。

塞拉利昂议会议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波传染，如果有家人感染，请大家一定要上报。

解说：阿拉桑·图雷是塞拉利昂政府训练并派往社区的医护人员，他的主要工作说服人们不要隐藏家人被埃博拉病毒传染身亡的事实，并妥善处理尸体。

阿拉桑·图雷（塞拉利昂社区医护人员）：我们召开紧急会议，是为了确定能有办法制止埃博拉的蔓延，因为我们没法检测和追踪每一个传染个案。

解说：两周后《时代周刊》引述非洲治理援助机构的研究称，塞拉利昂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速度急速上升，9月底平均每天被发现的感染个案只有1个，到10月底，已经是每天12个。塞拉利昂政府无力在境内建立防护和警示机制是埃博拉病毒大爆发的主要原因。

穆斯塔法·拉海（塞拉利昂警长）：现在我们想要建立一个防治机制，所以我们在尝试采取方法，提高人们的认识与合作程度。那些疑埃博拉患者能接受检查，以降低传染的机率。

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大爆发死亡数远超以往

解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三国，已经出现将近200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5000多人死亡。埃博拉病毒首次在1976年被发现，当年同时在非洲两个国家爆发疫情，包括之前被称为扎伊尔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分裂前的苏丹。病毒最早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河附近一个村庄，所以病毒被称为埃博拉病毒。从那时起，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不时出现零星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个案，而这一次埃博拉疫情波及的三个西非国家，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都是首次爆发埃博拉疫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自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的近40年中，曾多次出现过超过100人死亡的严重病情，包括1976年首次在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爆发，造成431人死亡。在近20年后刚果民主共和国再次大爆发又造成254人死亡死。而在2000年，首次在乌干达爆发时，有224人死亡，2003年在刚果的两次爆发，共造成了157人死亡。到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同时爆发，再造成224人死亡。而这一次，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除了人类外，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感染。自1994年以来，在大猩猩和黑猩猩中，也曾埃博拉疫情。而菲律宾饲养的猕猴和从菲律宾进口到美国和意大利的猴子也曾引起过严重疫情。另外，自2008年以来，菲律宾和中国的猪群也被发现过携带埃博拉病毒，不过病毒接种实验已经表明，病毒并不会在中国猪群中引起疾病。

朱特：病毒的宿主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病毒很可能寄生在蝙蝠身上，人们可能因为食用了带病毒的蝙蝠而受到感染，也有可能是别的传染源，比如被蝙蝠感染的猴子。当一个个体受到感染，病毒会随着体内循环扩散，出现症状包括呕吐、腹泻。

解说：1976年在非洲发现并命名埃博拉病毒的病理学家皮奥特也认为，主要是西非三国政府的反应迟钝，防控系统不力才造成了埃博拉病毒的此次大爆发。

皮奥特：再重申一次，埃博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亲密接触才会感染，我想一旦有埃博拉病患出现，有关当局一定会严密隔离，但在非洲有大规模的疫症爆发，是因为当局没有做出反应。这本是可避免的，但却这样失去了控制。

解说：当世界卫生组织不断筹集资金，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同时，一些组织和个人对世卫组织的有效职能和对埃博拉疫情的开销监控提出了质疑。

世卫组织抗击埃博拉的工作一再遭到各界批评，其中包括一些国际组织筹集抗击埃博拉的资金问题。根据抗击埃博拉路线图分析，世卫组织至少还需要数十亿美元的开销。世卫称只是一件埃博拉医护人员的可拆脱隔离服装，在不包含运输费用的情况下就需要13美元。

左哈尔（瑞士医学权威）：我曾为他们工作，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的开支或许是需要控制，但许多基本需求是建立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做任何的声明，你需要一些实物去证明你所说的话。

解说：而世界卫生组织称，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地区，与该地区的医疗条件有直接关系，越贫瘠的地区和国家发病的可能性越大。世卫的言论与应对的失误引起了外界对世卫职能的批评和质疑。

拉梅尔（反世卫组织人士）：我认为世卫组织没有认真对待埃博拉问题，延误了抗击病毒的最佳时机，非常怀疑世卫的有效职能。

解说：2014年10月底，两名曾接触过非洲患者的美国医生，先后被证实感染了埃博拉。

比尔·德布拉西奥（美国纽约市长）：个案是一名医生，曾与当局密切合作提供资讯，目前一项详细的规程已经生效数周，其中的每一步都得到严格遵守，包括与患者的接触，向贝尔尤维医院的运送，医院的的章程等，每一件事都严密遵行，评估也在进行中。

解说：尽管他们很快康复，但这还是加重了人们对埃博拉病毒是否会传染到非洲以外地区的担忧。同样是在2014年10月底，一名在中国广州参加广交会的尼日利亚人，疑似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一时间恐慌也迅速席卷了中国。

皮奥特（英国伦敦大学卫生及热带医学院院长）：我认为中国的风险在于有很多中国人生活在非洲，他们中的一个可能受到感染，再回到中国，然后风险就是如果医院收留及治疗这个人，而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还不完善，比如没洗干净的旧的防护工具等，医护人员就存在风险。

解说：曾经在十几年前经历了那场SARS袭击的中国人都在问，中国是否具备抵抗这些传染病的能力。2003年的抗击非典大战教会了我们什么，在这些来势汹汹的致命病毒面前，中国政府到底准备好了吗？

何剑锋（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建国以来，中国其实发生传染病的这种大的流行也是不少，我所知道的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就是鼠疫了，就是刚解放的时候，不过在广东很快就得到控制。接下来的话包括钩端螺旋体，包括流脑，尤其是大串联的时候流行性脑炎在全国的大流行。

解说：1966年底开始到1967年，各级政府响应号召，协助红卫兵大串联，这一年年底的记录显示，流行性脑炎病例达到304万，死亡人数达到16万人以上，其中多数是青少年和儿童。而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对于传染病的记忆，都开始于臂膀上的这个疤痕，这是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国种痘和两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而在1963年之后，中国每隔6年仍然要普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中国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三年。

毕英佐（华南晨业大学教授禽畜传染病专家）：人畜方面的传染病很多，可以讲有一两百种有很密切关系的几十种。最重要的这几种狂犬病，发病率很高的，比全世界的禽流感死亡人数还要多。

非典爆发促中国传染病防治工作发展

解说：中国在传染病上的防治一度严重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在2003年以前，尽管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算较高的，但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到8%。2003年的非典流行，成为中国传染病防治的转折点。

何剑锋：2003年之前，中国内地对新发传染病的处理手法，跟2003年之后，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非典是一个里程碑性的事件。

刘双（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这是十年前的事了，但是想起来还真是历历在目。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3月24日，我们医院是第一例病人被确诊。在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就一批一批的病人因为发热到我们呼吸科和急诊科来看病。当时因为广东那边的叫非典，已经到了北京所以警惕性是有了。高热40多度，然后白血球才有一两千，这样的话就高度疑似，后来就是我们送到CDC去检查以后明确诊断。从这以后很多陆陆续续的这些发热的病人，当时疑似的就要留在医院。一两周的时间一下子就来了很多病人，然后都是发热，而且当时很重视流行病学史，那我们追源就能追到他有的是到了相关的爆发的医院去看病，也有的是因为邻居，住在一起的大杂院，一起同时发病。还有的是像我们医务人员，他接触了这些病人发热的病人给树叶，然后就直接感染给他了。

解说：为未知的恐慌，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病毒。

刘双：SARS的病人他得了以后，自己自身也很恐惧，所以有的人就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我们每天护士要进房间去查看他们，要给他们输液，要给他们做监护，那这个时候有个别病人他想不开的时候，他就要往外冲，甚至抓我们护士的口罩，往我们护士脸上去吐吐沫。2002年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凶险的呼吸道的传染病。

解说：中国医学界对于呼吸道传染病的对应手段也相应比较单一。

刘双：我们只有普通的呼吸科，有消化科有血液科有心脏科这种分工，但是对于这种专门给发热的病人设立一个科室，那就是从SARS之后，所有医院必须开设发热门诊，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因为像过去像我们这种三甲医院，没有传染病科，首先第一步就有一个门槛来筛查这部分病人。然后之后我们才会把他收治到病房来，然后进一步做详细的检查。另外国家的体制也要求我们对于这些发热的病人要及时的上报。

董小平（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当时国家CDC只成立几个月，不到一年时间就碰到这个事情。那么当时我们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整个的导向是以科研为主体，对于省、市甚至到县，这些所谓的卫生防疫体系已经多年的欠账，这种欠账不是行外人或者不是局外人所能理解的，人员的欠账、设备的欠账、工资的欠账，他们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的这种一种状态，你让他做疫情的防控是不可能的。那么决定了即便是作为一个基层的工作人员，你怎么样去获得这种真正的疫情的数据，都是非常困难。不知道整个国家的情况，不知道全国的情况，交流也是非常受限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去放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肯定是造成SARS，从一个很小的事情迅速蔓延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最核心的一点。

何剑锋：在2003年2004年之前，传染病的报告基本上是以月报告为主，就是说我这个发生传染病了，然后我这个地区我这个意愿每一个月报给当地的防疫站。县防疫站收集完以后，报给市防疫站，市防疫站报给省防疫站，省防疫站就报给国家，一层层的这样报告。你想以月来报告，所以等你发现的时候，等省里面知道了早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甚至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严重的滞后。然后很多信息又不全，报个统计数给你。

董小平：现在从2003年之后，特别是SARS之后到2004年，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是到各级卫生防疫站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就是你可以通过登录网络直接上报，你所看到的你所怀疑的这个疾病，比方说你怀疑它是一种痢疾，你怀疑是一种乙型脑炎，那么你就可以立即上报，而且他有规定的时间。所以这种信息的采集要比十年前快得多，国家卫生部或者国家CDC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内，我就能够看到疫情的问题。

何剑锋：那么在国家这个层面，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可能是全世界覆盖面最广，然后延伸深度最普及的一个传染病报告网络，那么这个网络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个网络，并且谁也都是，至少在广东，每个乡镇每个乡镇的医院，它都有这个义务去要报告，每个医生发现了他都会及时报告。报告完他及时的输入电脑，一步到位，不存在分级的问题。

解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很快意识到建立传染病报告网只是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数据库，与海外顶尖传染病防治中心合作，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传染病分析防疫和治疗系统才是关键所在。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的传染病防控系统都已经脱胎换骨。

董小平：2003年以前，很多国家甚至很多专家都认为传染病大概不会是威胁人类最重要的疾病，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但是SARS的爆发使这种简单的推论或者简单的结论彻底的破灭，所以SARS改变了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不仅仅是中国。

H7N9禽流感来袭中国积极与国际机构合作

解说：经过了非典的十年历练，一个全新的中国传染病防御系统在2013年迎来了关键性的挑战。

禽流感这个会让许多中国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全称是鸟禽类流行性感冒，主要是指由禽类携带的病毒引起的动物传染病。

毕英佐：猫科动物很敏感的，对这个H5N1。不但人会感染，而且动物如果易感的动物感染H5N1的引起百分之百的死亡，高死亡率。

解说：1997年禽流感病毒H5N1在香港传染的时候，当地很多农场的鸡受到感染后都很快死亡。也是在那一年香港首次报告了H5N1病毒感染人类的病例，一名幼儿园学生感染后死亡。一时间发现了感染病例的香港淘大花园沦为疫区，但实际上早在1992年中国专家就确认了在中国存在禽流感病毒。

毕英佐：1992年我们就是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通过对广东省大鸡场的血清学的调查，发现血清学有阳性，在《中国兽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证实禽流感在我们国家的存在，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广州鸡场鸡贩：影响最大的时候是刚过清明节的时候，清明节前两天这个鸡还卖的可以，突然后两天基本上就一个鸡都卖不出去了，说吃了会得禽流感，说鸡不能吃不能吃，就有影响。

解说：不过，发表于1992年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导致中国政府对家禽农场下达捕杀令。

毕英佐：我们发表文章是证实禽流感在中国存在，捕杀后来没有执行，因为低致病性的没有，高致病性情况下才捕杀。

广州鸡场鸡贩：开始一天的话，货全部有的话一天卖500至600只，现在最少的一天卖几只鸡，有时候基本上我都忘记了，有时候基本上好像没卖一样，慢慢后来就好一点点了，后来影响慢慢少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