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文革中人物对话犹如小孩“过家家”

解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现在，余世存一直以自由的状态生活着，但很多人还是忍不住会问精神自由了，难道生活上没有压力吗？难道没有因为生计所迫而产生的难堪吗？

余世存：当然，当然，肯定都会经过。当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认为我的苦头有很多是我自找的，这个我也承认，就是我太折腾了可能。

许戈辉：文人的清贫是自己可以最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一个符号对吗？

余世存：没错，你说的这个要分两个角度，我觉得你这个对很多学问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真的是很好。但是很多人说我们文人容易酸腐，容易迂腐，这也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对内心的感受有时候又说我们文人容易清高，说内心里面其实并不那么清高，只不过你没有得着。

许戈辉：没有文人再不清高的话，那还叫文人吗？

余世存：其实从我来讲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在这，因为我不仅仅是有清高的一面，但是同时我也有一种不甘心的一面。

许戈辉：你说的这种不甘心是哪一面？

余世存：比如说我们毕竟是考上北大的人，天之骄子，而对自己的智力对自己的那种创造力，还是有底气的，我就觉得凭我们的智力和创造力在这个社会上，应该也能够活下来，甚至能活的很好，是吧。所以我虽然说君子应该固穷，文人应该也固穷，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让自己施展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承认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不也是有收获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分两说。

解说：这一次退藏持续了五年，之后的2005年余世存的成名作《非常道》一书面世，一出版就迅速占据中国各地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余世存：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读我非常道的书的人已经都大学毕业了，当年的高中生，他们就曾经找过我，他说余老师他说没有想到今天能见你这个活人，他说2005年我们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我们读你非常道都傻掉了，他说读完之后才发现历史教科书那个东西，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他说他内心中的史观就全部坍塌，他要经历一个重新建立的过程。我说那就很好，非常道对你有这种作用。

许戈辉：其实你自己本人也一定是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内心的震撼，就是发现以往所学的历史，所建立的心中的历史观突然间。

余世存：对，比如说孙中山那么一个被我们教科书称为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有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股劲，但是你没想到他回答朋友的话，问他平生最喜欢的是什么，是吧，他三件事嘛，他第一说我最喜欢干革命，这当然是政治正确了，第二件事他说的是读书，第三件还要让他回答他就说女人，他喜欢女人，对不对这个事就把我们的那种观念，给你轰掉了。

解说：《非常道》出版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余世存名声大噪，但就在两年后的2008年，38岁的他离开了繁华都市，离开了喧嚣人群，去了独处一隅的大理，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退藏。

许戈辉：你为什么会去大理，我这个挺好奇的？

余世存：去大理主要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写了非常道之后，我觉得还不足以让我自己得到安顿，就是有很多学问上的，有很多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做到彻底的解答，所以我说我还是应该继续读书。所以在北京肯定是读书这个环境不是很好，所以那我还不如去放弃北京生活，到外地去生活几年。

许戈辉：这点挺可贵的，就是一个人能够不断地在审视自己，还会怀疑，还会提问，而不是就被那种孤独已经弄得已经热气腾腾的，然后就开始指点江山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难得的。

余世存：比如说我离开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认为在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既政治正确也知识正确的，是吧，做一个五四新文化的传人，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像上海的张志雄，他来北京跟我们聊天，就为文革就能把桌子掀了，是吧，然后离席而走，就是为这些事，然后你在大理再会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玩，你就会更加宽容的看待这些问题，同时你也会想你自己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里面更好。

解说：余世存认为人都应该“有两次出生”，大理时光让他感觉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应该说这一次的退藏是真正符合他心目中退藏之含义的，从世俗当中退下来得到某种安顿，得到某种力量。当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来临时，他如新生般重新站在了人们的眼前。

许戈辉：回来会有觉得不适应吗？

余世存：回来也有隐居了，就是比如在大理隐居，其实回北京也算隐居。

许戈辉：这次是隐于市了。

余世存：只要文明的种子存在 就能长成大树

余世存：对，这次是隐于市，因为没有那些热闹了，那些热闹就好像自动的从我身上消失掉了，所以在北京也能够坐得住了。所以这也就是我在北京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这几年能够对比如说对中国的《易经》，对中国的上古史的研究，能够出现一些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的原因，就是能够在北京也能够真正做出一点学问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许戈辉：其实刚才跟你谈我也非常受启发，就是一种放弃的一种勇气，一种停下来再重新审视和重新去思考的这样的一种空间。其实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我的时候，他问他说那次是谈奢侈品，他说你觉得就是你最向往的人生最大的奢侈品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我说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奢侈应该是放弃。虽然我当时这样说，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仍然没有没有能够做到，就是既没有这种勇气，似乎一直在惯性中，好像没有突然的一种足够的力量。

解说：有人说，余世存是高傲的，在写《非常道》时，他不讳开罪于人，“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著作。”在他的著作里，一以贯之着启蒙精神，他时常说，今天知识人也好，文化人也好，应尽的责任不够，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不该把自己放在学者“士”的层面，像冬眠一样“宅”着。

余世存：这个很多人都很悲观嘛，比如说像包括像我的老师，钱理群老师还是社科院的那个学者资中筠先生，他们都很悲观，就认为这个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人，他在这种精气神方面就完全丧失掉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悲观，我觉得有点像当年的那些真正的儒家，比如说像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这些人想的一样，我觉得中华这个文明即使再乱，或者说这个社会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败，但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不仅仅它自己的经典在，就是周边民族文明的原点也在，只要这些原点在，就说总是有心灵精神跟它碰撞，然后就像种子一样还是能长成参天大树。洁静精微这个还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体会自我的状态，就是他到道家他有一种功夫就是呼吸之间，你越来越能注意你的呼吸，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