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食记忆：煎饼吃出的感恩味道

在近期央视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第一集里，有一个关于煎饼的记录，是在我的故乡蒙阴县一个叫椿树沟的山村拍摄的。蒙阴位于沂蒙山腹地，曾经是著名的红色根据地，孟良崮战役就发生在这里。煎饼对沂蒙山人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不仅是赖以生存的食物，更反映着沂蒙山人淳朴、坚忍的性格。

煎饼是沂蒙山人的绝对主食，以玉米、高粱、地瓜干等为原料，加水磨成糊状，在一种叫鏊子的工具下加热，上面摊上糊糊用竹片抹成薄薄的一层，凝固好后揭下来叠成长方形就是煎饼了。沂蒙山人把这个过程叫摊煎饼，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做起来却十分辛苦。从记事起，就常看到母亲辛苦摊煎饼的身影，母亲坐在鏊子旁，头上裹着毛巾，舀一勺玉米糊倒在熬子上，再用竹片反复抹匀，每摊一个煎饼不知要弯几次腰，每次做完后都是满脸油和灰，累得直不起腰来。一般摊一次煎饼全家人吃一个星期左右，几乎每周母亲都要重复一次这样的劳作。八九十年代，我的家里还很贫穷，我和妹妹上初中之后，需要住校带饭，每个周末回家，都要带上一周的口粮，七八年的时间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摊两次煎饼，不管多忙，都要给我们准备好一周食用的煎饼。遇到农忙的时候，母亲天不亮就要起床，摊完煎饼后再下地干活。村子里的女孩子十多岁就要学习摊煎饼，不仅是帮家里分担家务，更是今后独立过日子的一项技能。

很多人被纪录片里的画面所吸引，有几个外地朋友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要求寄些煎饼过去。但说实话，煎饼并算不上什么美食，在生活还比较贫困的年代，由于煎饼容易储存，农民们就用自家收获的谷物制作煎饼，小麦被当做经济作物，大部分卖掉换点钱补贴家用。在沂蒙山区，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一般是不会用煎饼待客的，逢年过节，农民们也会用白面蒸些馒头或者包顿饺子，算是犒劳一下家人。从初中开始，我就在离家几公里的学校寄宿，那时所谓的宿舍就是在一间房子里用砖垒成两个池子，里面铺上沙子，我们从家里带来草席，几十个孩子挤在一起，这样的大通铺既是睡觉的床，也是吃饭的饭桌。那时学校的食堂只对教师和极少数有粮本的学生开放，象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只能自己带饭。因为家里困难，也是为了防止饭菜变质，几乎每次都是带煎饼和咸菜，饭前接上一搪瓷缸热水，就着煎饼和咸菜解决一顿饭，一天三顿几乎都是如此。煎饼放时间长了就会变干变硬，实在难以下咽，有时就用热水泡一泡扒进肚子里。记得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有时候晚上饿了，就会半夜爬起来吃一个干煎饼。遇到功课紧的时候，我就一手拿着煎饼一手拿着书本，边看边吃，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父母不容易，不好好学习对不住这些煎饼。记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村里去我家祝贺的人都说，这下不用天天吃煎饼了。时至今日，中学时受的苦都淡忘了，但边吃煎饼边看书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眼前，也成为激励自己不断前行的动力。

食物对记忆具有独特的催化作用。记得上大学时与同学登泰山，因为当时带的钱不多，看完日出后大家没吃早饭就往山下赶，快到山下时大家又累又饿，实在抵抗不了诱惑，每人花五毛钱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煎饼，蘸上豆瓣酱，卷上小葱，一个煎饼就在狼吞虎咽中下了肚。当时泰山日出的画面早已没有了印象，唯有那个煎饼的滋味还留着记忆中，成了那次泰山之行最深刻的记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沂蒙山区已经很少有人自己摊煎饼了，大多是买机械制作的，煎饼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没有家长会让孩子再学摊煎饼了，寄宿学校的条件也已大大改观，只要有钱随时能买到可口的饭菜。参加工作之后，我就离开了故乡，在青岛这个不以煎饼为主食的沿海开放城市里，偶尔在农贸市场或超市里能见到袋装煎饼的身影。父母和妹妹很早也来到了青岛，家里的鏊子早已结束了它的使命，有时老家来亲戚，会带点些煎饼来，也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我和父母也不能象当年那样一顿饭吃上三四个，顶多会象点心一样偶尔调剂一下。但每当吃起煎饼，尤其和父母一起吃煎饼的时候，总感觉十分温暖，既感慨生活的艰辛，也感恩生活的馈赠。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父母起早贪黑的劳作，换来了我上学的学费，我吃着母亲在烟熏火燎的饭屋里摊的煎饼，慢慢长大，走出了大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时间如何变换，我对煎饼的记忆，对煎饼的感情都已无法改变，它已融入了血液，嵌入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