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与佛采尔天壤之别 第五次反围剿必败无疑

核心提示：“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暗中寻找苏联顾问的替代者。1926年夏天，他嘱咐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出面，找到了中山大学教授，曾经留德国的朱家骅，命其在德国探寻人选。朱家骅受此重托即刻通过其在德国的人脉关系与德国军界的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一战名将鲁登道夫，以及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不过，这些德国军官当时尚分辨不清中国内战的情况，更无法预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前途，对于来自中国的邀请均表示了谢绝。蒋介石的德国军师之梦眼看就要落空，一位名叫马克斯·鲍尔的退役炮兵上校出现在朱家骅的视野之中，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鲍尔上校，不仅将为中德交往打破僵局，更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了蒋介石口中“唯一的欧洲朋友”。

凤凰卫视12月14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役，苏联红军庞大的战争机器碾过帝国的心脏，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1945年4月30日，地下暗堡内一声沉闷的枪响，战争狂人，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用手枪和毒药双管齐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天之后，纳粹德国宣布战败投降。

三个月后，太平洋战场也宣告终结，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战时的陪都重庆获得新生，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此刻达到其个人声望的最高点。

中国与德国，两个二战对立阵营的大国，在1945年迈向截然不同的命运，然而谁能想到仅仅数年之前，中德两国还是合作紧密的朋友，蒋介石与希特勒更曾隔空交往，互致敬仰之情。如此戏剧性的转变为何会发生？历史的帷幕徐徐拉开，一段讳莫如深的往事浮出水面。

李炜：说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人皆知那是法西斯侵略者二战的策源地，但是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抗战前，甚至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这个日本的盟友却一直是支援中国国防建设的主力军，从1946年到1938年，先后有一百多位德国顾问以私人身份来到中国为蒋介石政权服务。德国军火的输入更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全副德式装备的国军王牌部队在前线奋战，让日本人看了惊呼这是德国战争。

但为什么中德两国最后分道扬镳，走向了敌对阵营？德国人在中日战争中又做过些什么，蒋介石的日耳曼洋军师又是怎么从德国来到中国？故事要从军阀混战的大革命时期说起。

蒋介石曾支持联俄联共 访苏考察后改变态度

解说：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均在广州誓师北伐，马背上意气风发的正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此时的他还不满四十岁，已是党内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但就在几个月前，蒋介石却曾为北伐问题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在日记中写下。“闷坐愁城，不如意事连续而至，所谓屋倒适逢连夜雨也。公私两败，内外夹攻，欲愤而自杀。”

蒋介石困苦不堪的原因和其与苏联顾问的分歧有关。新到任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建议蒋运兵到北方支援冯玉祥，这给本欲北伐的蒋介石迎头泼了冷水，蒋认为此建议是“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其在党内最大的政治对手汪精卫站在了苏联顾问一便性质。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1924年以前，蒋介石是比较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政策是持支持的态度，而且他个人对中国共产党，对苏俄并没有什么恶感。后来之所以他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我想和他个人的阶级的立场，和他对于苏俄的考察，得出来的结论有关系。

解说：1923年8月，蒋介石以孙中山全权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此行本是以学习苏联建党建国经验为目的，却让蒋介石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看法。

王丰（蒋介石传记作家）：他尽管没有客观的证据，可是他主观上认为苏联之所以要帮助中国革命是为了发展在中国的共产党的组织，他去苏联的这一趟考察对孙先生的建议是希望孙先生提防苏联的狼子野心。

马振犊：就是表示蒋介石对于苏俄，对于中共，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后来尽管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跟共产党撕破脸或决裂，但是这是他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到了“中山舰事件”发生，蒋介石已经开始决定用武力来对付中共和苏联，苏俄顾问。

解说：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命其速派船舰出海到黄埔听候调遣。

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后，蒋介石却对调遣令矢口否认，一时之间，关于共产党欲绑架蒋介石去苏联的谣言四起，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保卫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中的左派势力和共产党均受到打击，几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如蒋所愿会挥师北伐，仅用不到一念时间便进抵长江。

伴随战争的拓展，蒋介石的权力地位也一路上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清党”，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4月18日，以蒋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向右转舵，与苏联的关系彻底决裂。

马振犊：苏联顾问全面撤退以后，在他的军队里面，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出现了一些空缺，当时有几个国家的军事当局都想来介入，但是蒋介石都没有采纳。

马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当时在华比较大的西方列强的势力，美国、英国和日本，要按道理来讲，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国民政府必须借重的外部力量，他应该从这三个国家找一个国家来给我训练。可是这三个国家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你找哪一个国家，那两个国家都不干。要是都找，那不可能，哪有一支军队三个国家的军事操典训一个国家军队，那军队还不乱套了吗，所以就不能用。

解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了德国，而对国民党来说，德国并不陌生。

蒋介石视德国为平等交往国 决心聘德国教官治军

马振犊：孙中山在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的时候，得到了德国魏玛政府的支持，德国人曾经出资，让孙中山运动海军南下护法，可以说从孙中山开始的时候时候，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对于各个人就充满了好感。而蒋介石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德国首相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都是非常欣赏的。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就是一盘散沙，混乱，没有统一的指挥，而德日两个民族在纪律方面，在训练国民军事化方面是很有手段，而且很见成效，那么中国人应该向他们学习。

解说：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曾学习德语，更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而到了北伐时期，蒋介石心中除了存有对德国的欣赏，更看到了中德能够平等交往的机会。

马振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德国已经沦为一个，退出了列强的行列，沦为一个很平庸的国家，它被迫废除了跟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了平等的条约。所以在中国人看来呢，就像是在一堆乌鸦当中忽然发现了这只乌鸦还长了少许的白毛，可以和自己平等交往，中国人就不免有一种欣喜的这种感觉。

解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和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一向为德国社会所尊崇的特权阶级，职业军官们日子也十分难过。

周惠民（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德国大概在《凡尔赛和约》以后损失了20%左右的领土，那这个领土当中的军人，这些领土当中的国民，将来如何处置大概都是些问题。

许多地方的复员军人他们就开始造反，那么我们后来可以看到，这一批人后来就在国际上面当佣兵，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军事顾问。

解说：种种条件似乎都摆明德国就是接替苏联的最好选择，而事实上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就已经暗中寻找苏联顾问的替代者。1926年夏天，他嘱咐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出面，找到了中山大学教授，曾经留德国的朱家骅，命其在德国探寻人选。朱家骅受此重托即刻通过其在德国的人脉关系与德国军界的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一战名将鲁登道夫，以及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不过，这些德国军官当时尚分辨不清中国内战的情况，更无法预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前途，对于来自中国的邀请均表示了谢绝。蒋介石的德国军师之梦眼看就要落空，一位名叫马克斯·鲍尔的退役炮兵上校出现在朱家骅的视野之中，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鲍尔上校，不仅将为中德交往打破僵局，更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了蒋介石口中“唯一的欧洲朋友”。

李炜：一战战败后，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不能派任何军人到外国当军事顾问，或者教官，正因如此，魏玛共和国对于来自中国的邀请异常谨慎。不过，德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军方和财团钜子出于自身的利益，对开展对华合作跃跃欲试。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对华政策便呈现出一种矛盾复杂的局面，如果派有头有脸的人物赴华，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猜疑，但如果是个小人物，又难产生实质的效果。权衡之下，鲁登道夫向中国人举荐了自己的旧部下马克斯·鲍尔，这个颇有才华的炮兵上校，正是既不让人轻视，也不惹人注目的最佳人选。

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斯·鲍尔这个人是军阶不高，但是他是鲁登道夫的，有人说是他的灵魂，是他的参谋，高级参谋，他是日耳曼主义者。第二他是反对魏玛共和国的，他是曾经参加过反魏玛的政变，他后来就跑到国外，基本上像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苏联、在阿根廷这些地方就是做顾问。

解说：鲍尔具有典型日耳曼人的严谨作风，收到来自中国的邀约之后，便立即着手研究中国军队现状，1927年8月，一份《现代军队组织建议书》寄到了朱家骅的手上面。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戴季陶将鲍尔的情况转告蒋介石，蒋对鲍尔十分满意，命令朱家骅立即请他来华上任。而对鲍尔来说，亲身前往这个东方国度摸一摸底也正是他的期望。

马骏：鲍尔他本来是个兵工专家，他生产炮的，那么炮就需要制造，谁制造？大企业，所以他跟克虏伯、西门子、法本、德意志银行这些德国的大财团，大企业，都有瓜葛。

解说：1927年10月8日，鲍尔登上“德绍”号货轮离德赴华，临行之前，他与克虏伯兵工厂，容克飞机公司等德国大资本财团进行会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是德国唯一有可能争取到的最大市场。11月16日，带着德国财团的重托，鲍尔踏上了广州码头。然而鲍尔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得知的消息却是邀他前来的蒋介石已经因为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的“宁汉分裂”而被迫下野了。

陈谦平：蒋介石下台，蒋介石下台到日本去了，最重要他是见田中义一，强硬派就是田中义一上台了，蒋介石要让田中义一说服，就是说服田中义一允许国民革命军北伐，田中义一不同意，蒋的政策就开始对日本，觉得靠不住了。

解说：从日本归来之后，蒋介石积极开展活动，以图东山再起，1927年底在上海，他终于见到了盼望依旧的鲍尔上校。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鲍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数次长谈，他向蒋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情况，以及对中国军事与工业发展的建议。蒋介石对鲍尔的才干深信不疑，公开称他是“唯一的欧洲朋友”。

陈谦平：两个人一谈，蒋介石觉得有相见恨晚，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鲍尔跟他谈了以后，他觉得怎么没早找这个人，早一点多好。但这个时候他说我已经没有权了，我下野了，他说一旦我要重新掌握政权，我一定再请你来。

解说：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迎娶宋美龄，发表文章称“结婚之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恰如所言，不久之后蒋便重揽大权，他的中德合作计划也被摆到了台前，对此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随鲍尔一同回国，赴德考察，考察团的团长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陈仪。

1928年4月，陈仪率团抵达德国，在鲍尔的陪同下，陈仪一行参观了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克虏伯的名字中国如雷贯耳，庚子之后，李鸿章采购的克虏伯大炮历经几十年仍旧在中国战场上服役，而此时，在克虏伯的总装车间里，陈仪看到的是一片现代化的生产景象，他当即决定签订一批价值1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这批军火足够装备六个师，这便是南京政府和德国购买的首批军火。

陈仪一行的另一个使命是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为南京政权服务，但在这个问题上进展却并不顺利。

马振犊：当时德国是魏玛共和政府时期，这个政府个比较软弱的政府，在列强战胜国的高压之下，魏玛政府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和妥协的，因为国际条约的限制，他们不能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所以魏玛政府对于德国这些退役军官来华是持不赞成的态度的。那么你们一定要来，那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不管，但是你们如果在外面闯了什么祸，或者说被别的国家发现了，惹出什么外交的问题来的话，政府是不负责任。

鲍尔率团来华辅蒋 意欲消灭各地军阀

解说：尽管德国政府态度暧昧，反复磋商之下，鲍尔还是成功地组建了一个编制完整的德国赴华顾问团。1928年11月，顾问团启程，德国顾问在中国的使命由此拉开帷幕。这批顾问团共计25人，包括军事训练教官10人，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6人，民政警士顾问4人，除了军事人才，还涵盖了地质、建筑、城市规划和财政等方面的专家。鲍尔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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