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开国大典》背后：中共两高层先后消失

解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位列六位副主席之首。从此之后，在近20年的时间中，刘少奇的名字和新中国的历史紧密相连。

为了适应毛泽东夜里工作的习惯，刘少奇也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的工作很忙，但生活却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刘少奇先让秘书报告当天的重要活动，看收到的文件和电报，之后，他会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餐后，他开始批阅文件，写东西，或找人谈话，直到晚上7点吃第二顿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便继续工作，直至凌晨，吃完第三顿饭后，他回到卧室开始浏览国内外参考资料，入睡时已至夜半。

刘亭亭：小时候，为了让爸爸能在紧张的工作中放松一下，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小的孩子负责“劝”爸爸玩。我和妹妹小小差8岁，因而独享了不少和爸爸在一起的快乐。后来才知道，那是妈妈为了让爸爸休息一会儿，特意安排的。

1959年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仅一人反对

解说：1954年9月，在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首届人大委员长，那天夜里，他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冲着刘少奇叫了三声“委员长”但他一声也没有答应。后来，他立下规矩，不许别人称自己职务，只称“同志”，这成为他至死不渝的戒条。

作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每天都要听取下级的汇报，他听报告总是很专心，有时还会记笔记，他要求做报告的人对情况分析透彻，切忌空洞无物。

一次，刘少奇接见大学毕业生代表，并做了讲话，当天深夜，记者和代表团的负责人将讲话整理成新闻稿，送来给他审阅。刘少奇边听边改，文章里诸如“慈祥和蔼”“神采奕奕”“伟大”“敬爱”等词语全部被删掉了。他严肃地批评这些用词“无足轻重，华而不实”，看到大家有些紧张，刘少奇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他问记者，你们写了那么多神采奕奕，我真的有那么神采奕奕吗？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笑了。

海波《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令人钦佩的是，这个人在办小事时不显山露水，在当大事、行大事时依然不露水、不显山，他那种至忠至公、至刚至韧的人格，平若秋潭，常若清风，恰似一面永远卷着、从不飞扬的旌旗。

解说：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跟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时，表达了自己想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想法，希望把精力更多地用到党务工作中去。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毛泽东掰着手指认真地回答。

毛泽东：第一个是刘少奇。……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刘少奇谈否定私有基础：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许戈辉：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一个月后，中央决定刘少奇到新解放的天津去宣布党的政策，解除资本家对共产党的疑虑，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在视察天津工作的讲话中，刘少奇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剥削有功”的论断，他还多次指出，新中国要先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剥削有功”的观点并不完全赞成，“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更是与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相背离。也就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日益多了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两者分道扬镳。

解说：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份提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刘少奇等人的意见。

随后，毛泽东要陈伯达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做”，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虽然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并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检讨，但这件事再次暴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经济方针上存在着深层分歧。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说。

刘少奇：同志们，从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11年已经过去了。

解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指出。

刘少奇：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解说：然而，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国内的主要矛盾还应该是阶级斗争。刘少奇听后十分震惊，回答道，可是《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国内形势的不同看法从此开始。在1957年10月的八大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毛、刘之间出现更大分歧埋下了隐患，并影响了此后20年中国政治的走向。

1957年10月，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学成回国，这时“大跃进”的冒进行为给新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大饥荒。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每顿饭家里都给他单炒一两个可口的小菜，但经常一到周末，这些菜就成了孩子们打牙祭的美味。

刘亭亭：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

刘少奇：常常饿肚子的滋味也好。现在的困难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就会更多地关心人民的生活。

解说：“大跃进”为什么没有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刘少奇决定用实地调查的结果来回答。1961年4月，刘少奇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返乡调查，调查期间，他脱下蓝布帽，恭恭敬敬地向农民鞠躬，深情地说。

刘少奇：乡亲们受苦了，农村搞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国家主席有责任，对不起大家，但一定要请你们讲真话，道实情，好让党中央正确决策。

解说：在场的省、地、县、公社领导，直至生产队长，逐级站起来，面向几十位中国最普通的农民检讨、道歉，这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次民主实践。一位老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

湖南老农：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解说：这位老农不会想到，他的一句话后来竟能彪炳史册。196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口头报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震撼人心的结论。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刘少奇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

王光美：少奇那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那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那超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有时我想，这些优秀可贵的品格，使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也铸成最后壮烈的结局。

1970年毛泽东表态：刘当场反对我 必须搞掉他

解说：从1963年初开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然而，完全赞成并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的刘少奇，却和毛泽东在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并且逐步公开化。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的做法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刘少奇，并反复强调，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斯诺问他从什么时候起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

毛泽东：那就早喽。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