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勇：今天大概新阶层，有7500万人，掌握到10万亿社会的财富，你知道香港大概是从60年代开始，提出来政治吸纳社会精英，也就是行政的社会精英，不但是他们这样的，现在中方就是中共，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止他们做政协的委员，有很多的律师也直接进入，当法院的副院长，检察长都有。

韩方明委员，据我知道，我看全国政协刚刚结束的外事委员会，后边最后一个副主任，就是韩方明先生，实际上他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蒋兆勇：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行政吸纳社会精英，完全荡在社会上。它没有体制性的吸收，恐怕觉得不一定安全。

新阶层是否会被体制同化？

邱震海：在新加坡独立时事评论员的立场上，如果我们问一个比较刺激性的问题的话，您觉得像中国这样的社会精英进入体制，新阶层进入体制，未来是会被这个体制所同化，还是他们能够伴随这个体制的成长，和改良？

杜平：这要看新阶层在参政和议政方面，它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刚才听到韩方明先生和刘红宇女士都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新阶层，不止是为自己的利益来诉求，更要带动或者是促进社会的进步，能够代表其他的阶层，我觉得后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新阶层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

杜平：如果我们看新阶层参政议政，它最大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不在于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呼号，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真正的担负起中产阶级，或者是精英阶层，对这个社会的承担。

如果说，他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自己一个集团利益的话，那么新阶层进入政协，或者是人大的这个价值，就可能不会太长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值得呼吁的一件事情，新阶层确实是为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还有那些旧阶层，其实也是几十年来，一直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贡献。

旧阶层也须参与体制变革

杜平：我觉得如果他们也更多的参与到政治当中的话，可能这个社会的进步会更快。

邱震海：好，非常感谢。那么谈到旧阶层，那就涉及到我们的那个体制改革，我们知道中国体制改革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另外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后者，我们呼唤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出来。

邱震海：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说了多少年的一个话题，但是始终是只听雷声，不见雨滴，终于在中共十七大之后，在两会召开之前，北京的有关官方的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包括国内外的密切关注。

解说：近期，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牵头写成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成为海内外舆论焦点。新书去年10月在新疆出版，前瞻中国达到高水平政治民主还需30年。

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第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至2001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2002年—202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机制部分。

第三阶段，从2021—2040年，是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和法制现代化国家，从今年算起，尚需3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