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社会需撕开文革伤口 清理余毒

内容提示：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即宋要武），上月曾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惟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日发声明痛斥道歉虚伪，拒绝接受。

凤凰卫视2014年2月2日《新闻今日谈》，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舒：咱们看看自己国家的历史问题，最近文革红卫兵领袖宋彬彬道歉的事，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议论，因为她日前向她受迫害的母校，就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进行了一个诚挚地道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副校长的丈夫并不接受，说这个道歉是很虚伪的，你怎么看宋彬彬的道歉的意义，还有家属方面的拒绝？

邱震海：当然我们先谈个案，因为说实在的，这两方我都不认识，从个案上面，我们无法去评判这双方个人的恩怨情仇，也许这位校长的丈夫，他依然还有很多的怨言，很多仇恨在里面，也许作为道歉的一方，他确实当年还有一些过错，这个我们都是一个假设，既使是成立的话，我觉得这留待双方个人去解决，但我想提出的是，其实作为一种道歉，作为一种反思，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一种反思，在今天是有意义的。

假如说一个民族，对过去50多年之前的这场民族的集体的茫然，集体的浩劫，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盲从，不进行反思的话，那我们未来一定是走的非常茫然的，以前我在其他节目当中也说过，我说其实你看过去50年之前，我们对整个的这场将近50年之前，对这场浩劫的茫然，跟着一个政治权威或者一个集团，去盲从某一个政治权威，跟后来我们对商业大潮底下我们的迷失，我们认为只要赚钱就可以了，不需要道德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崛起过程当中，我们的迷思，过去的迷失，现在是迷思，我们迷思于大国情怀，都无可非议，我们过去饥饿贫穷，我们当然要走向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中间的迷思，会导致我们跟国际社会无法处理好关系，当然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些是恶意的，但是我一再认为大部分是善意的，大部分是可以沟通的，但是由于我们有一些迷思，所以造成我们跟国际社会无法处理好关系，同时我们对自己的内政很多的问题，也无法以一个直面的心态进行直面，应该坦诚，包括我们的历史观，我们批评别人的历史观错误，我们的历史观，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三者之间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过去对政治权威的茫然和盲从，后来在商业大潮之下的迷失，以及今天在崛起期的迷思，这三者之间内在逻辑是很相近的，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对过去的错误，没有很好地进行反思，而对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如果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进行脱胎换骨式地反思的话，你未来一定会走的相对不是很稳健，稳健是偶然的，不稳健是必然的，假如说你对过去的错误，进行过根深蒂固地脱胎换骨式地反思的话，那你未来得道路走的稳健是必然的，走的不稳健是偶然的。

所以我想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撇除宋彬彬跟那位校长的丈夫之间个人的恩怨，因为当每个人进行反思的话，你总会有些恩怨情仇，会伤口撕裂了，大家都会感到彼此有点痛，我以前跟《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在北京进行对话的时候，他也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把伤口撕裂，我们去把伤口撕裂，把它撕的很大的话，会影响我们现在，我说对，我完全同意你，但是假如我们不把这个伤口去弄开，把里面的脓包去清除的话，未来这个伤口会继续发脓，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会给我们身体肌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当然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去掌握一个度的问题，不要撕的太大，不要用很大的创伤，现在有微创或者无创性的手术，我们同样可以把里面的肿瘤，把里面的脓包消除，但是脓包是一定要消除，脓包不消除留在体内，它早晚是要发作的，所以我想这个撇除个人的恩怨情仇，我认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或者个体的反思，无论如何是有必要的。

杨舒：对，就像有一个伟人说过，如果你不反思历史的话，你很有可能在同一个错误上再犯一次错误。

邱震海：对。

杨舒：所以我们就看到宋彬彬的道歉，其实是继陈毅之子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出来的一个公开地忏悔，但是到目前为止，官方还是没有对这样一段历史有一个总结，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说中国自己是否应该也对过去的一些。

邱震海：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好像我记得昨天我们在这里也讲过，推动中国有五股力量，一股是商业的力量，一股是知识的力量，一股是公民的力量，第四股是法律的力量，第五股才是政治力量，我们过去往往认为所有推动中国前进应该是政治来推动，所谓的政治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我认为这就错了，这就犯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我们认为我们永远要把希望寄托于皇帝，只有皇帝开恩了，我们才有幸福可言，今天中国当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首先就让每个老百姓拥有财富，每个老百姓拥有自己拥有财富的一个权利意识，然后每个老百姓进行利益博弈的一个平台，所以在这中间我们看到当商业力量产生了，当知识力量产生了，当公民力量产生的话，这三股力量真的是推动中国前进非常重要的一个步伐，然后才是法律，然后才是政治。

其实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发展，或者成熟或者无论我们的个体还是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的完善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与其说把希望寄托在自上而下应该有一个开恩，还不如说从每个个体做起，我就想起其实30多年之前，其实大家当时有过一个说法，叫从我做起，任何一个小事莫以善小而不为，任何一个小事都是从我做起，以前在欧洲的时候，二战之后德国后来反思纳粹的历史的时候，他也做过这样的反思，比如说一个纳粹的军官，他可能在家里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好父亲，看着是学有成就的一个学者，然后是一个好儿子，是一个好女婿，是一个好员工，但到了战场上，就成为一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人的一体两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可以如此完善地集合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你就需要自己个体的一个反思了，为什么我在阳光下我是一个君子，当黑暗来临，我就成了一个魔鬼，我身上到底哪些是善和恶的力量，在我面前如何进行内在的一些挣扎的，假如说从小到个体，大到群体，再大到一个民族的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全不需要自上而下政治力量来命令你，现在反思开始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倒真像胡锡进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把伤口在撕裂，其实每一个个体从内在去反思，这个反思不需要彼此吵架，更多的可能是大家的一场探讨，更可能是一个人默默的静思，或者像宋彬彬像陈晓鲁这样，不管他们后面每个人的个人动机，或者家庭之间恩怨情仇是如何，勇敢地站出来，哪怕表示道歉也好，我想从笼统的意义上说，从宏观的意义上说，有道歉总比没有道歉要好，说一声对不起，总比没有说不对不起要好，然后多一点自己的哪怕是静思沉默的一些反思，总比在商业大潮的面前完全迷失，在大国崛起之下完全的迷思，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思要好，所以我想不要去小看个人的一些力量的存在。

杨舒：所以只有反思才能走的更远，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谈谈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国，中国崛起了，但还是看到很多国家对中国有很多的误解，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国家成熟起来，得到别人的认可呢？

邱震海：这也是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祖国永远要怀着一种比较宽容一种善良的态度，从整个的过去十几年情况来看，我们已经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的历程，中国人以前有句古话叫成功自有过人处，他背后一定有一些成功的力量，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中国人民的智慧地创造，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经济的成长，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聪明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现象，会有一些毛毛草草的现象存在，所以前天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讲，我说我们未来在城镇化过程当中，要让农民变成市民，然后在我们很多的已经成为富豪的朋友们当中，要让富豪变成贵族，多一点精致，多一点精神贵族式的气质，这个在外交上同样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让国际社会觉得我们不但是被需要的，因为我们有钱，我们已经被国际社会所需要了，每个国际社会人都少不了我们，同时我们也更多地让国际社会感到是欢迎的，欢迎我们的，同样是如此，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依然需要遵守国际游戏规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跟学习和提升的空间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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