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新快报不能仅以道歉了事

阮次山：新闻界再不整顿就乱套

梁茵：但是我们也要说，这样的钱记者怎么敢收，他对于他身上肩负着，对于社会的这种监督，这种责任在。

阮次山：我们如果在说白一点，再说的厉害一点，你中国的记者到现在，任何的不管是公营机构，还是民营机构，出了一点事情，小则每一个采访，每一个记者会，信封都要发红包，大的你说他不敢，他如果不敢收，哪些人不敢收，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现在已经是普遍的一个现象了，所以我们在香港的新闻记者有一个好处，他乱搞乱闹，可是你如果不告诉他，如果他有什么非法行为，你告他诽谤，如果告的成，他会很惨，如果是一般的记者收红包，廉政公署要抓你的。

可是我们国内没有人管这方面的现象，所以大部分的记者，他们已经形成一种职业，现在已经有一种职业，就是专门去挖你的底，这些企业的底，甚至官员，他有时候用剪接的方式，让你那些官员打个电话告诉你，你有一张相片在我手里面，你不拿五十万，二十万来解决，我就登出来，这种现象太多了。

梁茵：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来更好的完善他自己，去做监督的工作，结果变成了一种敲诈和勒索了，然后往自己的私人钱包里敛财。

阮次山：这个现象在台湾当年也有过，台湾管这种人叫文化流氓，台湾早期的报纸，还有电视台，还不至于这样子，在两蒋时期新闻管制，可是对于新闻界去勒索，大部分都是地方新闻，地方的报纸的记者，台湾那个时候还不至于是明目张胆，有明目张胆是后期，后期新闻越来越，新闻的市场，广告市场越来越窄了以后，报纸为了求生存，往往跟这些企业妥协，或者跟企业勒索。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做法，第一个赶紧改善我们的社会的环境，要不然就跟台湾一样，我们大，台湾小，我们如果在大环境之下，我们如果不让这些媒体有所约束，媒体又说约束，你不要期望他自律，不可能的，现在讲老实话，我们所有的媒体是官营的。

我中宣部，地方政府一下个令，你这些不能置外于行政命令，照理讲，应该很难管，我们为什么没有管好呢？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形式跟赔偿的观点，就是民事赔偿的观点，如果你像这次新快报》那样，他讲的是一个中联重科，如果是我是中联重科，如果我是中央主管机构，我鼓励中联重科对于这个《新快报》提出法律民事的控告。

我告到你这个《新快报》破产为止，关门为止，虽然你是官方的，当然因为他是官方的，他关门了，解散了，你拿他也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中联重科就是要塑造中国新闻界的责任一个模范，来告诉你，所有的新闻界，如果你来那么一下，我就把你追根到底，告到你裤子脱下来为止。

梁茵：反过来讲，其实对一些有职业操守的记者，当他们在去面对危险的，去报道一些这种社会的揭黑事件的时候，其实对他们也要有一种保护和赔偿。

阮次山：那两回事，对记者的保护，记者的工作是一种有风险的，对记者的保护，他人身的安全，一般的刑法有保护，这是两回事情。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说对记者冒险泛滥，我们没给他保证，没有，这个是两回事情。

我们对于像《新快报》这些记者，还有好几家的经常走法律边缘的这些记者，我们一定要让他有，第一个，有法律责任，刑事责任，第二个要有民事赔偿的责任，我鼓励我们的企业界，在碰到这种敲诈的时候站起来，勇敢的站起来，杜绝这种歪风，让我们的社会有免受这种不正当的新闻从业员的这种敲诈，要养成一个比较正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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