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对，他们心里很多东西想要表达，但就是诗人掌握了能够说出来的语言，其实一个民族的那精神气质，都是维系在它的语言上面，但是经过所谓的新华社文体、毛文体、毛语体这种洗礼以后。
梁文道：一片春雷响起。
廖伟棠：语言就很单调，大家就算想抒情，想形容什么，能想起毛泽东诗词里面的一些固定的修辞。
梁文道：真的直到今天都还是，我觉得有时候。
廖伟棠：现在已经好多了。
梁文道：但是有时候，我今天看到，偶尔看到一些作家写东西，或者是有些上年纪的人。
廖伟棠：一些成套的东西。
梁文道：一说就要那么说了。
廖伟棠：对，那种是一种强力语言，是以政治的强力来达到语言的强力的，如果我们要去抵挡这套语言，只能通过语言本身那种强有力的语言的力量，去对抗这种政治的强有力。但强有力的语言，最强有力的莫过于诗歌的语言了，因为它是高度凝聚，然后再爆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那时候的诗人，起到了一个修补和重新滋养。
梁文道：活化。
廖伟棠：对，活化。
梁文道：我们中国的文学。
廖伟棠：中国的语言，为你找到了表达的方式。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翻译家，他是德语专家，他看到一篇德语文章，他认识是德语的字，但他苦恼。
梁文道：那是说当年70年代。
廖伟棠：当年，对，一个诗人，他想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汉语不够用了，这是最糟糕的。
梁文道：这我完全了解，因为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60年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当年他们可读的书真的不多，就是整个“五四”前有很多东西，我记得都看不到。
廖伟棠：对。
梁文道：然后跟着1949年之后的作品，主要看的其实就是《毛选》，这个东西最滚瓜烂熟，所以你要从，比如说你要翻译歌德、你要翻译席勒，你等于规定你能够翻译他们那些字，中文字只能够在五卷《毛选》里面去找。
廖伟棠：对。
梁文道：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廖伟棠：所以当时的诗人某些，就是大多数其实也是特权阶级的子弟，他们能看到所谓的黄皮书，就是那种内部书刊。
梁文道：是的，没错。
廖伟棠：这个就大大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能力。
梁文道：所以这又很奇怪，因为这个东西跟六、七十年代你刚刚说食指，其实六、七十年代，就是说早在，即使在文革，我们一般今天想起来是很高压的那个阶段，已经有一个地下的潜流，也是不是已经有这么一圈人？
廖伟棠：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其实你越高压，人民想要说出自己的被压制的东西的欲望就越强烈。
梁文道：而且我知道有一批可能就像王朔写《动物凶猛》那种，《阳光灿烂》，就有一批人。
廖伟棠：在大院里的这些。
梁文道：他们是没什么问题。
廖伟棠：有点特权。
梁文道：另外一批就是在下了村里头，其实也很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