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宽松舆论环境

3月25日，即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议上，不少人又谈及“马丁事件”。

于光远说，这次“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

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霉”。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的要塞？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上海《社会报》发表题为“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刊》《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但多半并不是评论马丁文章本身，而是“马丁事件”引发的呼吁，诸如批评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的环境——这对马丁文章来说，是题外话；对“马丁事件”来说，却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重提这一事件，是因为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记取。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主要有两点：

其一，要坚持实事求是。

马文之所以酿成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在于海内外少数媒体从业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不禁令人想起“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话。实事求是，我们党喊了几十年，早在延安时期，就由毛主席题写在中央党校的大门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马丁事件”时也已经七年，但真是“知易行难”。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几乎每一件都是由不实事求是引发的，都是由歪曲事物本来面貌、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手法铸成的。“马丁事件”前期之所以形成风波，正是由于某些人不实事求是；而之所以没有形成更大的风波，也正是由于中央领导人的正确干预、专家学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马文作出分析评论的结果。谁也不敢说，今天和今后就会杜绝类似的事件，因此，实事求是的警钟要长鸣。

其二，要坚持解放思想。

马丁在文章中概括出的“当代我国经济研究的十大转变”（尽管可以说概括得不全面、欠准确，但毕竟不少转变是确实发生了，至少显示了端倪），是在党的解放思想的旗帜下，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结果；马丁之所以能总结和概括出“十大转变”，同样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海内外某些媒体对马文作出歪曲报道，以讹传讹，不排除其中有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的个别者；更多的则是囿于“本本主义”、固步自封的理论体系，思想不解放。他们言必称希腊，事必找马列，惯于在本本中寻章摘句，与他们看到的新观点、新文章、新提法两相对照；如果发现有“越雷池”之处，便大呼“离经叛道”“反马列”，便批评、写内参，惊呼为“新动向”，甚至扣上“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不能说这种倾向今天就绝迹了。解放思想无止境，我们事业的每一步前进、每一次胜利，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解放思想的阵鼓要长擂。

（作者注：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徐庆全《“马丁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文，特此说明并致谢）

  李禹兴：时任《工人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后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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