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高歌猛进的一段岁月。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出现过一朵不大不小但留下历史印记的浪花——“马丁事件”。它折射出的方方面面，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值得记取的现实意义。

所谓“马丁事件”，是由《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的“社会之声”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下称马文）。“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此文的，是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社会之声”是《工人日报》的评论理论专版，以“求实，求新，适当求高”为办刊宗旨。此前和此后，这个栏目发表了不少颇有新意的针对现实的评论理论文章，引起新闻界、理论界的关注。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列举一下马文提出的“十大转变”。这就是：（1）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2）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转向科学分析；（3）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4）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5）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6）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7）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8）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9）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10）从线形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马丁的文章全文约8000字。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作者的一篇普通文章，先是由于一家外电的歪曲报道，继而国内一些媒体以讹传讹，公开报道和“内参”报告紧密跟进，惊动中央高层多位领导作出批示，最后由中宣部出面组织理论界、经济界专家座谈会，才对该文作出正确评价，澄清误传，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整个过程从1985年11月2日马文发表到1986年4月底风波平息，前后历时半年，被称为“马丁事件”。

吹皱一池春水

马文一发表，《工人日报》编辑部就接到朝日新闻社、美联社等媒体的电话，询问作者的情况及文章刊出背景。我们都据实回答：作者是一名大学普通教师，本报刊登马文并无任何背景。之后，《北京周报》《新华文摘》也先后转发了这篇文章。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了约800字的电讯，提出：“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议：为了适应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提出《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像这样断章取义的报道还有几处。

这条电讯发出后，《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也很快据之报道。《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消息时，加上了这样的标题——“《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成果”；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无中生有地说，刊登马文，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被抹黑的雪球越滚越大。如果以上只是对马文的报道的话（尽管是歪曲的），12月19日，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中报》发表了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对马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马文认为《资本论》已失去“有效性”和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社论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月12日报道”。而《读卖新闻》则是根据始作俑者日本时事通讯社12月11日的歪曲性报道。

为了证明日本时事通讯社是怎么断章取义、无中生有作出报道的，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马文中的有关段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百年前，马克思写作不朽巨著《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经济运动规律，论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资本论》正是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和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出了最无情的历史性判决，它是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厉害的重磅炸弹。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研究的重心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如何使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地运行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从未陷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仅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最一般、最抽象的预见。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不应从书本教条出发，而应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立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马文中没有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的意思；恰恰相反，马文对《资本论》作出了高度评价。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任务就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必须把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国民财富上，放在经济的稳定、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上。而这些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这些在20多年之前提出的论断，正好与邓小平理论、与此后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