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经历  赤诚为人

198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一位闽籍老华侨深情地评述道：“项公没有海外关系，也不是华侨亲属，可是他在华侨的心中，威信之高，无以复加！靠什么？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么是人格魅力呢？对于政坛人物来说，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持甚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有甚么样的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权力。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项南行使其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在于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阻力，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毕其一生所创建的政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记录。

政坛人物的人格，还表现于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下，他能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苍天可鉴：项南的严格自律，已经近乎“洁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于家乡，更不给自己和儿孙谋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远离低级趣味；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廉如水……这些都早有公论，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项南是闽西大山的儿子，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闽西苏区的环境里，项南自幼受到熏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后，项南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的考验；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时又因真诚敢言，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被贬到农村劳动；调到农机系统工作后，他又为中国实现“农机化”而耗尽心血；在全民大动乱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关押和轮番批斗……在中国，一个真诚正直、坚忍不拔的灵魂，总是摆脱不了厄运的打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项南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华。在“文革”即将结束、新时期开始那段时间，项南有机会先后考察美国及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在与命运的碰撞中，项南积累了开拓创新、大展宏图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