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假药案”  蒙冤下台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１９８７年，而项南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２５００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１９８１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１９８５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