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福建  锐意改革

１９８０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可谓知人善任。项南刚登上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岗位，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无论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还是创建厦门经济特区，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记得１９８１年春天，我和中央党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时，对厦门特区的不成规模深感失望，也对项南面临的难题感到担忧。当时项南主动谈起“真理标准”讨论，他语气坚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实践，现在也在检验真理，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项南紧紧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创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

孙中山先生教诲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一点项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通中央决策层，下接地、市、县、乡官员和黎民百姓。可谓矛盾交织，众目睽睽，是一个绝不轻松的职位。项南以当“太平官”为耻，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战胜重重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善于总结和发挥群众的智能：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受知识分子肺腑之言的启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优先搞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为了使福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他当面向邓小平进言，建议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勇敢地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从闽南晋江农民利用“三闲”集资办厂搞商品生产的实践，他看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对振兴经济的强劲动力，看到发展民营经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去落实。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