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内地不维持GDP高增长率则产生社会包袱
2010年10月20日 09:55 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姜声扬: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石先生,您认为从明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面对如此不寻常的内外战略形势,战略目标应该怎么设定?

《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

石齐平:当然要考虑到这个战略的形势,根据这个战略的形势来寻找,必须要去追求或者是达到的战略目标,我想大概有下面四个比较稍微具体的战略目标。第一个就是中国必须要注意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一个相当出色的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和平发展机遇的大环境,所以我觉得就将来来讲,不管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仍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中国应该尽最大的力量去营造,去维护这么一个有利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发展的一个大环境,这里面包括中国要如何的去处理好,现在非常微妙很复杂跟中美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也必须要注意到中国如何更多的,比过去更多的去重视周边的国家跟地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国也必须了解到周边关系的处理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同时在经济发展上,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我以前提过一个亚洲内需的概念,我觉得在这方面值得再提一次,中国的内需的概念不仅在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甚至于还可以延伸到中国跟周边地区的东北亚、东南亚,两岸来自于中亚、南亚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目标。

姜声扬: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石齐平:第二个目标,由于外在的形势,由于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化刚才我前面提到了,面临到许多的挑战,甚至面临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中国必须要认真的去拉动开发自己的庞大的全球非常少见的一个内需,虽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挑战的课题很多,但是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努力的尽一切的方法去拉动内需,而内需拉动应该是中国未来十二五或十三五规划中,是不是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快速增长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姜声扬:第三个目标是什么?

石齐平:第三个目标就是刚才前面讲了,中国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或那个的一些经济社会的麻烦、矛盾,包括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民生的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获得根本解决,住房、教育、医疗的问题,还有环境生态的问题,那么这些是到了一个必须要去正视,同时要去校正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十二五规划中,也必须要列为重中之重的一个目标。

姜声扬:最后一个目标又是什么?

石齐平:第四个目标,我是觉得中国应该预见到,现在都已经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来自于一个美元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主权货币,又同时兼为国际储备货币跟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所造成的麻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麻烦不仅是中国才碰到的,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碰到美国在这些所制造的麻烦,当年美国讲了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麻烦,所以中国既然是作为美国最大一个目标值之一,中国应该想尽办法,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一步的去寻求如何去解脱,解脱从这个约制中,找出一条出路出来,这是第四个目标。

姜声扬:您刚刚提到这四个目标,感觉上好像比较原则性的,那能不能把这个目标说得更精确一点,比如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时候不再把增长作为一个最主要的目标了,所以应该把GDP的增长,稍微做一个调低,比如说调到7.5%,甚至7%,你对这样的一种说法,你同意不同意呢?

石齐平:我注意到,确实有相当多的相关的经济部门的官员,乃至于经济学家有类似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思路、或者看法、或者主张。那么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的轨迹里面找到一种参考架构,因为发达国家也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快速的增长,但是终究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永远维持这么高增长下去的,而中国已经走了30年的高增长。那么而且这个高增长确实也产生了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环境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到了一个可以去重新思考这么一个增长哲学的问题,不要把高增长当做是一个唯一的目标来追求,然后就得到你刚才所讲的一个结论。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规划中,不要把目标增长定的比较高,要定的相对比较低,首先我要说十一五规划中也没定高过,当时也就定了8%,还是多少,可能更低一点,但实际上确实又超过它。那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它的,我们要谈的是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你觉得是不是要定的相对比较低的增长,你刚才这样问我,对不对,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将来再一段期间中,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增长,第一有没有这个必要,第二如果有这个必要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完整的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姜声扬:好,就问你第一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必要,你认为中国再有没有这个必要,把中国的GDP增长定在9%到10%?

石齐平: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姜声扬:还是有必要。

石齐平:我的必要的理由,现在一个一个可以说给你听,说给观众朋友来听。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中国跟别的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国情不同,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还需要有一个很相对偏高的增长率来吸收,非常非常庞大的,别的国家没有的这么一个富余的失业劳动力,你没有一个相对偏高的增长,你吸收的程度,吸收的速度就比较慢慢,就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上的麻烦跟包袱这是第一条。

第二中国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增长率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在分配体制里面,我们都知道经济学讲一个社会的分配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靠市场机制,第二个靠政府进行分配,第三个是靠社会的组织来进行慈善或者是公益活动,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第三个机制上现在还不够成熟,所以我们不太能够依赖第三个机制,也就必须要把这个责任更多的要求在第二个机制上,那要求第二个机制政府在这方面边扮演更多的角色,你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税收,要有更多的税收,你就必须要有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增长,要不然政府没有这个条件去推动这种重分配。

第三个我们也都知道,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地区跟全球的地位,大家都看到了都在上升,那么这个上升对中国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升,过去它是通过贸易,通过投资,通过对别的国家的采购,那么这个也就注定说中国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才能继续通过贸易,通过投资,通过采购,来使得中国在地区跟国际间的影响力继续维持下去,而且必须增高。

第四条,我们知道中国本身的综合实力跟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它的经济利益疆界也越来越大了,中国在10年20年前不需要考量我中国的油船在非洲的情况、安全,现在我要考虑到了,这就说明中国就必须要有一个跟它配套,跟经济规模配套的一个国防跟军事的实力,这个国防跟军事的实力,也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偏高的增长率才能够支持。

最后一个就是今天全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做一个大国有更高的期待了,你要负一个大国的责任,没有错,中国愿意承担起来,这里面就包括对国际间,必须要有更多的援助,这个更多的援助也成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这也相对的要求一个比较偏高的增长率来实现刚才所讲的这些作为。

姜声扬: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持一个相对偏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来维持一个每年9%到10%的经济增长?

石齐平:这个问题,更重要了,你想要就表示你还要有能力去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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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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