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韬:欢迎回到《时事开讲》,我们以前曾经提到奥运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和平台,就是让中外新旧开放与保守的思维集中的大碰撞、大交锋和大磨合,这一节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
邱先生就您个人的观察,这次奥运给大家带出了哪些新旧思维的博弈?
邱震海:中国每一步都是新旧思维的博弈
邱震海: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有两种,对于奥运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认为奥运本身就是奥运,它跟政治无关,它跟其他社会体制也无关;还有一种就是认为奥运本身是整个一个大的国际范围当中的一部分。
我个人是认为,首先当然从奥运会本身它这个赛事是体育赛事本身,当然是跟政治无关。但与此同时我们无论从奥运的发展,它的起源,它的成熟的整个过程来看,它是起源于西方,发展和成熟于西方。所以它必然会带上,而且之前大部分都在西方社会民主国家举行,它必然会带上,而且之前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国家举行的。都会在比较成熟的西方社会的民主国家举行,所以它那个地方的一些所谓主流的价值观。
再加上中国现在七年之前申办奥运会成功,中国申办奥运会一如中国入世,是中国愿意,也是中国决心融入国际世界,至少是目前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大的框架,就整个的西方所谓的主流的世界。另外一个中国在目前还没有完全崛起的情况下,我认为到中国完全崛起以后,中国是不可能完全融入一个由西方来主导的一个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必然会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塑者、共同管理者和游戏规则的一个共同制订者。
关键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崛起,所以中国现在还没有到去共同制订一个游戏规则,共同管理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只能是先融入由西方主导的一个国际的体系,包括它的游戏规则。所以这是一个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举办奥运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来自西方,所谓的主流社会以及它的价值观的种种的责难,种种的碰撞。
再加上中国的社会体制可能完全不同,中国又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整个的规模又非常大。所以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他有一种疑惑,有一种彷徨,有一种困惑,这种疑惑或困惑会折射成往往是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阶段性的许多失误或者阶段性的许多不足的一种责难。
比如说一个非常明显的环保问题,环保问题同样如果发生在墨西哥城、发生在汉城的话,就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发生在北京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去解剖西方的思维的话,他由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层一层的关系,里面有就事论事的部分。但是即使就事论事的部分里面,它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目前能够做到的,以及中国未来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是指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磨合,就中国内部而言也是这样的。刚才我说奥运会应该说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决心,重大的行动。同时奥运会之所以能够举办,也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是吧?如果没有过去30年改革开放就不会有这个奥运会。
邱震海:而且恰恰这个时机也非常巧合,正好是78年改革开放,这当然是一个巧合,30年举办一个奥运会好像似乎是一个因果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在过去30年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我们走过的每一步,无论是当时从商品经济还是到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许许多多体制改革,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一种新旧思维在磨合,在互动,乃至在博弈,在斗争。
有一种思维告诉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必须向着现代文明法制,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公民自由。方向一定是这个方向,当然在路途当中我们的速度,我们的掌控,我们的杰作,我们的度把握到这个程度,这是可以这样客观的来掌控的,但是方向一定是这个方向。
另一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体制当中还残留下许许多多的习惯思维和习惯的行为模式,有时候出来就会告诉我们一动不需要一静,稳定是需要压倒一切的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是无论是我们个体,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的集团,经常是有两种声音,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不断地在进行斗争,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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