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奥运对于中国来讲，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从一个遥远的梦想到非常具体的期待，到现在，还剩几十个小时的时间，真正变成得到屏息以待。这一路上，我们中国，每个中国人都经历了很多，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人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呢？这样的一场体育的盛会，将会在这个时代给经历过这个时代，经历过这场盛事的每个中国人留下什么样的生命印记呢？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时事评论员杨锦麟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杨锦麟：是，晓楠，难得我们在北京有这么一个机会。

陈晓楠：我听说你们好像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做一场这样的记录，您也是走街串巷，和很多人有交流，在这个时刻，大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杨锦麟：对，我觉得因为现在都纷至沓来，寻踪而至的各国的媒体，中国媒体本身，大陆我们的新闻同行，他们都在北京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北京奥运会准备好了吗？

陈晓楠：这是主题词。

杨锦麟：所以以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想我还是一个南方来的，香港来的一个新闻从业人员，我们边走边看，边看边聊，随机的，用那种不拘一格的，用我自己的眼光，用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来跟大家分享北京准备好了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去过香港的大街小巷，我用这样的方式也到了台湾的中南部，台湾的北部，但是到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中国的心脏，北京奥运会举办的所在地，这对我来讲是第一回。

陈晓楠：这个时刻为什么你们特别想做这样的一种记录，而且以这样的一种视角？

杨锦麟：我觉得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之甚详，但是北京奥运会成功获得了申办，进行筹备的过程中，我们经过了很多的风雨。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有很多他们自己立场的解读，这些解读里也不能说完全就不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更多是在一个很偏见的立场，没有办法让我们所有西方的观众能够真实的了解一个北京，真实的感受到北京人民对奥运会参与的那种诚意和真诚。

我想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凤凰卫视的摄像机的镜头，来记录，来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所以我想这次来也是一个，比如说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空气质量问题、交通枢纽和疏导问题，安全保卫的问题，以及一些在西方的媒体，一些海外媒体，大家比较关注的人权、言论自由，或者是根本跟北京奥运会的体育赛事扯不上关系的一些政治话题。

在北京这个核心的部位，在奥运会的场馆周边，它的大街小巷里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真实，它的客观。政治体制比较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体制的氛围之下，集体动员能力或者被海外媒体视之为全能主义这么一个动员能力，它的能量的收集、能量的释放，你不到这个现场来，你感受不到。你不到现场来，你不知道这样的爆发力，它的这种能量的释放，资源在短时间大力的急速的集中，然后释放到一个关键部位里面，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心脏地位，你才能感受到。

陈晓楠：比如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事情？

杨锦麟：印象最深的是大街小巷，触目可见的带着红袖章的首都治安志愿者，我去了很多的社区，很多社区包括像五星级的社区，还有一般的社区，我做了一个偷袭的方式、随访的方式，以一个租房子的外来人的方式，当然这个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所以我也很震动，北京人对凤凰还是首肯的，还是喜欢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让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感受，我记得前几天，北京奥组委的主席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做最后的陈述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到北京，我一出机场就开始工作，然后我感受到地铁、机铁，感受到了公交车的极堵，以及人们本身之间的谦和忍让，拥而不挤，这让我有印象。

然后上下班的早高峰、晚高峰，最高峰的时候，我感觉到人流的脉动，2000多万北京市民拥有一卡通，有2300万，公交集团的人群的疏导作用，我有一个直接的感受，我可以感受到单双号，然后北三环我们一向知道都比较堵，现在也还行，马路上还能够通，这是一点。

刚才谈到治安，除了五星级的社区，我们感觉到当然也是北京社会的老龄化，才能够提供这么多丰沛的资源，首都志愿工作者的大妈们、大爷们、大叔们，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参与度之高、警觉性之高，而且我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首都是很难看见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集体主义以及这种集体动员的机制，举国动员的机制，这种爆发力，我相信其他的社会形态、其他的社会制度是很难来做到这一点的，这点印象给我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