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际抗议：仍有盲点待克服

鲁韬：北京奥运当然是要首先确保安全问题，但是北京奥运同样也希望能给世界留下一个开放和开明的印象。可以预想到在奥运期间北京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如何评估和看待国际抗议的态势？
邱先生，我们对国外发生的各种抗议活动，应该说是见过很多了，比如说像裸体抗议甚至是暴力冲突等等，属于奥运期间真的在北京出现这种情况，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邱震海：我想首先我们一起用一个理论上的说法来说，还是一种开放、平和这么一种心态来对待之。最近几天我们知道有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北京奥组委宣布了在北京三个公园建立示威区，可以供经过批准的示威人士在里面进行示威抗议活动，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官方愿意给在奥运期间，无论是来自哪个地方的人，你只要是合法的，只要不触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都可以有一个表达你诉求的这么一个场地，和一个机会。

据说中国政府在当地三个公园还会提供食品，还会提供水，可以说是为抗议人士提供了非常足够的、周到的一个服务。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包括西方一些媒体，虽然说最近几天西方一些媒体还在不断的追究一些细节，比如说中国当地的民众可不可以进入？或者其他的，包括他们还不是很相信，难道真的是可以设立这三个公园作为一个示威地吗？

我也注意到《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它甚至用了一个，他说这个是共产党中国在执政60年以后，第一次在城市里面划定一个示威区。我没有考证过这个是不是60年以来第一次在城市里面划定示威区，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有过90年的亚运会，也有过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其实当时也都在郊区。

鲁韬：在郊区。

邱震海：在郊区设立过示威区，但不管怎么样，我想示威区的设立有一个非常创举性的一个意义，它不但是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向外开放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举动。同时我认为就是对于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中国各界来了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什么是一个示威文化，什么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示威文化，所有的这些包括示威文化，健康、正常的示威文化在内的许多元素，他就会构成一个自由、多元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有一些评论说，今年上半年比如说在西藏风波上、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上，许多中国的海外华人进行抗议，这些都是非常的一个爱国主义情绪。但是由于某一些可能年轻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国内没有经过这种健康、正常的示威文化，或者民主训练，所以他不知道一个健康、正常的、理性的诉求表达，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

以至于到了国外以后，他就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甚至有一些带有准暴力或者暴力的倾向来进行他的，其实本来是非常正常、合理的一些诉求，反而给人家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民主的训练问题。我认为其实从短期，从表面上来说，这是好像似乎是中国政府面对，我想主要是面对国际抗议者的一个诉求实际的一个表达空间的许可。

但其实从长期，从深层次上来说，我觉得对于后奥运时代中国在向现代文明成熟和前进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夸大它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从长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鲁韬：当然我们设想一下，当时我们都经历了在香港的世贸期间的那种激烈性、对抗性的示威活动，您能想象一下在北京的一个公园出现那样的场景吗？

邱震海：我觉得应该如果想象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有许许多多灰色的区域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一方面是中国的警方的，中国的安全机关，中国的保安机关。另一方面也包括一些，包括国际，甚至包括部分可能是中国国内的示威者在内的他们的诉求，他们在表达诉求的这种方式、情绪上度的把握。

首先第一个从程序上，任何一个示威者经过批准，经过申请，当然从一般的自由民主社会上来说，对申请很少会进行拒绝，除非你触动他的核心国家利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德国你如果说我要进行一个纳粹思想传递、为希特勒翻案的游行那是绝对不会批准的。但是在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内，就是一般很少有游行不会被警方所批准，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一方面你要遵守这个程序，但另一方面警方也不会以这种批准作为一个权力来扼制或者来扼杀，或者来限制公民一个基本的权利，无论这个公民来自何方。所以我想这里面可能一个度是既包括中国的警方，同时也包括中国本国以及国际示威者在内的这些示威者。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可能我们现在沙盘推演来试想一下，这里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人士、团体，还是包括中国国内的有一些团体的人士，他要抗议的话，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涉及到两个大的范畴，可能会涉及两个。

一个就是直接针对或者出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比如说他主张台独，比如说他直接的主张藏独，比如说他直接的主张要推翻中国现有的执政党和政权，这个我想这就是触犯中国宪法的问题，触动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他的处置必然是跟一般的对中国的批评，一般的主张自由民权、民主当然所不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广泛意义上的一种诉求，包括是批评中国政府的，包括是中国社会情况的，我想当我们把把这两个范畴指出来之后，我们对后面的处理方式自然会有不同，第一个是毫无疑义的应该采用法制、强力的、硬性的一种方式；对于后者采取宽容的、容纳的、宽厚的、柔性的处置方式。

我想这一切都应该说到时候如何进行反应，我想是对于中国官方的考验，是对警方的考验，任何一个民众，北京街头或者其他分赛场的民众，他也会解读。因为这毕竟是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无论是我们封建传统的文化，还是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从小到大也许都是不太熟悉的那种东西，但是第一次实实在在出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实实在在出现我们每一个民众的面前，民众如何反应？警方如何反应？官方如何反应？尤其是媒体如何报导，如果进行解读？

所以我想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构成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开放奥运的这么一种形象，像我们刚才可能谈的比较多的是平安奥运，平安是一个基础，平安是一个前提，但是我个人是倡导，我们是不是同样要提出另外一个，与其提出史上最好的奥运，还不如说在平安奥运之外，提出一个开放奥运的目标。因为说实在的，平安奥运是一个前提，它是一个保障，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但是开放奥运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两者如何进行平衡，这很考验我们的智慧，很考验我们成长里程上的我们的承受度，我们千万不能由于要追求盲目的开放而忽略了平安，有恐怖袭击的，任何一个有恐怖袭击的奥运都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奥运会。但是同样也不能矫枉过正，虽然是平安，没有任何袭击，平平安安过去的一个奥运会，但是如果你公民权利上收缩过紧。

鲁韬：造成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

邱震海：紧张的气氛，到最后给人留下一个平安、但是是一个保守的奥运会，同样是一个至少不能称之为成功的奥运会。更何况我们为什么要申办奥运会？一方面是显示中国正在崛起，另一方面是想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正在向一个成熟的文明大国成长的路上正在健康、自信的迈进。

所以我认为开放奥运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平安奥运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外围的、手段上的一个保障，如果我们理清这两者的关系，也许对于理念一些度的把握，我们心态的调整，策略的调整，处置方式如何在根据不同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到位，我想一切都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自己会有一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