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3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农村土地制度打开缺口的。30年后，农村土地制度日益成为了诸多矛盾的重点，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的农村土地制度成为了世界学习的典范。三次农地制度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台湾农地改革如何能够取得成功？对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又有什么启示？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教授。

李非出生于福建龙岩，1986年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身为经济学博士，李非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涉足于台湾经济研究，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完成了十几部专著和200多篇学术论文，成果之丰在台湾研究界实为鲜见。与此同时，作为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民建中央委员，他还为国家商务部、国台办、福建省政府等部门提供对台经贸决策的咨询服务。由于其影响力和知名度，李非教授也是各种媒体力邀的嘉宾。

王鲁湘：前一段时间华盛顿《邮报》好像对您的有一个观点采取了某种断章取义，然后引起了一场风波。

李非：记者的采访有的时候能够正确地解读了你的观点，有的时候会误读。那有的误读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华盛顿《邮报》可能是有一个有意的误读，他要设立一个圈套，就让我来谈CECA跟统一的关系。我说这个CECA是两岸经济整合的一个方案而已，两岸经济整合是统一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前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并不必然导致统一，这是两回事。

王鲁湘：那他是怎么有意曲解这个？

李非：华盛顿《邮报》只采取两句话，他把中间那些CECA并不必然导致统一，这个话他没说。但是这个话拿到台湾去，那就完全变调了，台湾他把CECA是导致两岸统一，是两岸统一的开始，是两岸统一的必要条件，这主语就换了，所以尤其是台湾岛内一些闭塞的学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就攻击马英九的这个CECA。马英九他端出这个CECA是好意的，因为现在台湾碰到金融危机，经济不好，他很着急把这个菜端出来，大家肚子饿了嘛，饥寒交迫，经济寒冬到来，但是问题他端得太快了一些，因为两岸经济还没有完全实现正常化，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正常化的时候，推制度化就会碰到问题。所以他端得太快了以后，这个饭就变成了夹生饭。夹生饭当然不好吃，不好吃不要紧，但民进党就说你这个饭有毒啊，中共下了毒，那你吃了的话就中毒了，所以这个饭，民进党那些人往那吐口水，口水吐完，这个饭还能吃吗，那只好马英九又端回去了，端回去现在又重新端了一道菜出来，叫做ECFA，ECFA，这个名字有不同，就叫两岸经济合作架构性协议，这个架构性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名称换了，但是ECFA在台语进来的时候，会发的意思，ECFA，会发，所以现在这个民众支持率比那个CECA会高，过了50％的支持率，就是名称不一样而已，因为台湾问题比较敏感，说实话，我们这个要讲清楚，然后有误读我们要澄清。

王鲁湘：那么这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台湾也是首当其冲的，而且在此之前，台湾的经济就一直在下滑，一直不好，马英九执政以来，台湾的整个的经济状况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好转，这也导致了马的执政团队民调一直在下降。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在说，说台湾的经济已经开始止跌，而且开始在回升了，您是这么判断的吗？

李非：止跌回升的看法，如果用在大陆经济，恐怕会更恰当一些。如果用在台湾经济，恐怕为时过早，还不能那么简单地来判断。马英九上台，表面上很风光，其实他接的是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他的家底被阿扁8年败光了，基本上是从卖企业到卖土地，到跟企业借债，台湾当局已经是个负债累累的当局，而且上台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导致他的竞选承诺没办法兑现。所以他的发言人就马上出来，我的意思马上好是马英九上台以后渐渐好。因为台湾是个外向度非常高的经济体，所以国际市场的波动，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我跟我一个博士生做一个课题叫做大陆沿海省市与台湾地区经济竞争力比较，当时比较的结果就是台湾经济会呈一个L形的增长趋势。

因为进入了一个经济成熟体以后，它就不可能再维持过度的高度增长，它一定是进入低度增长状态。所以从最近几年的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我的L形增长的理论是可以成立的。当然L可以这样子写，可以勾一点起来，那你勾得多高，就取决于台湾经济跟大陆经济的合作的程度，合作的水平，但是你要勾到过去U的形状是勾不出来的。

王鲁湘：回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台湾的土地问题，那么台湾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典范，它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做得不错呢？

李非：我想如果要简单地说，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因为土地的问题不光是经济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问题，甚至是政治的问题。人家说国民党到台湾能够站稳脚跟，他说有三点，有人总结有三点，一个叫日本留一点，还有国民党从大陆带一点，带了黄金，带了技术，带了人才过去，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再给一点，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当时国民党就靠了这三点使台湾经济稳定，但是他自己，这三点都是外来的，他自己要做什么，他在台湾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土地改革。这个土地改革成功了，使台湾的社会稳定。

第二个就是对经济的贡献，因为台湾是农业经济社会，这个农业经济社会，首先要使农业能够生产，能够发展，为工业化，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它是经济起飞前的一个准备。第三个，我们说台湾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成功，因为它是一个温和的，而不是激烈的，是一个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它是一个没有流血的土地制度的改革。

1949年4月，台湾拉开土改序幕，这为何是一场被世界认作典范的土改？政治力量与经济手段，怎样互助互补？各方利益如何兼顾？民主、法制与公平何以贯穿始终？它在台湾历史上写下的是怎样的一笔？厦门大学教授李非为您讲述《台湾土改的启示》

李非：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台湾的土地改革对大陆的启示，我们所知道的台湾的土地改革，更多的都是台湾第一次的土地改革，其实台湾的土地改革做了三次，一次是50年代到60年代，还有第二次叫70年代到80年代，第三次土地改革是90年代做的。三次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不一样，所以它的效果也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农业来讲，土地就是命脉了，那是更重要的生产资源。所以土地制度是否公平，是否具有效率，就关系到整个农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为土地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平的问题，然后在公平的基础上，再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公平跟效率，这两者之间往往都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