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它都是有大量的国有股，就是纳税人的钱持股的，是类似我们这个现在比如说宝钢75%的国有股，另外25%是我们普通居民买的，在这么长时间内美国是类似我们社会市场经济，那么我当然不是简单说，他们学习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挑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你像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它都在讨论说增税和减税。这是他们思想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说，增税民主党，减税共和党，但这次呢如果美国又有了公有资产了，他们必然又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就是说民主党也可以要求减税，但是民主党还要求公有资产要有收益。

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想象力就大大扩展，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年是不仅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对全人类意义极为重大，必将是未来历史学家用浓重的笔墨来写的一年。

崔老师您好，刚才在您的演讲中提到了当前一个重要热点问题，就是关于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您认为这种流转的困境是什么？那么您刚才提到那些经济民主、社会分红、还有财产权利束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启发？

崔之元：你的问题非常重要，那么我只能简单的做一个初步的回答，而我本人也在不断的思考之中。

简单的说，老解放区，东北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就已经解放，已经进入土改，新解放区像福建、广东、1950年以后才开始进行土改，那么两个地方情况不同。

老解放区，当时土改是平均的私有制，但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但是新解放区土地刚刚开始平均私有土地改革，如果当时马上再进行任何国有化措施，农民会觉得非常不稳定，但是新解放区确实经过五年以后，土地兼并已经又重新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毛泽东有一个妥协、综合措施，不是像苏联那样国有化，那样和新解放区不匹配，也不是完全不顾新的土地兼并事实，而这个特色呢，说来稍微话长，但我推荐大家看杜润生先生（的回忆录），他（曾）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是在整个改革开放一开始，一直到他九十多岁之前，一直是制定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人，那么他在回忆他和毛泽东、邓子恢三个人谈话的时候，毛泽东是如何说中国应该是给农民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国有制。

我认为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的流转和抵押，是非常重要的创新。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理解为在权利束的重组安排上的创新，而不是把它理解为私有化。为什么呢？我认为当前一个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抵押当中，更需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最成功的是农民的宅基地能够有一个抵押

最成功的实践是湖南的株洲，因为有很多农民要办自己的企业，办一个养鸡场，借钱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原来的宅基地不能作为一个抵押向银行贷款，所以我认为使它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作为抵押，对农民的创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它有一个新的风险，如果他的创业失败了，他的宅基地就有可能损失，这就是在印度，为什么大地主在印度兼并那么厉害，很多就是因为，原来很多小的自耕农把房产抵押出去，但是失败以后，地主就把地就收回来了，这样产生一个大兼并的局面。

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个村的集体的形式可以考虑各种制度创新，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来集体性的把抵押权做成一个池塘，英文叫Pool，把这个权力成为一个Pool以后，它的保险的力量，能够融资的力量都会更大，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次改革，农村的土地使用权的抵押和转让，理解为我们土地集体权利束重组的创新，将非常有助于描述我们各地发生的事实，同时避免我们这个改革的方向，走向一种土地（集中于）少数人，像印度、巴西那样的局面，那样的局面最后将会使我们的公平和效率都产生极大的损失。

王鲁湘：感谢崔之元教授精彩的演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奇迹，也给思想界留下了广泛的研究、探讨的空间，的确，这三十年是一个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和释放经济民主的过程，同时在我们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头，无论是对于过去的反思，对于现实的辨认，还是对于未来的想象，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留待我们去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