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崔先生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于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他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里潜心研究，颇有建树。因为他有强烈的公民情怀和朴素的民族意识，媒体称他为新左派代表人物。

王鲁湘：崔先生，我们在八十年代其实就认识，那个时候崔先生刚刚从大学出来，意气风发，是一个青年才俊，但是没想到今天也是头发已经花白了。那么常有人把崔先生称之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那么什么叫做新左派？您为什么会成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崔之元：首先对左和右的理解，我觉得在中文和西方的语境里面都是比较混乱的。但是从这个词源学来说，左派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政治辩论的语汇里面，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前召开了三级议会，坐在国王左边的是平民的代表，坐在国王右边的是贵族、僧侣的代表，那么所以人们把坐在国王左边，代表平民的那样一些人的主张称为有左翼的主张，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还有其他的一些被别人称之为左翼的朋友，像汪晖、甘阳、王绍光，有时候别人还说我的同事胡鞍钢，虽然我们本人并没有用这个词汇来描述自己，一开始，但是很多人这么叫了以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讨论，觉得也可以欣然接受了，按照这个词的词源的意义上。

王鲁湘：那么您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第二次思想解放》，那么您的这篇文章中间所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谈到关于改革，过去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它刻划现实，甚至是想象未来的这样一种效力，那么您觉得现在在目前我们当下这个阶段，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刻划我们的现实，想象我们的未来？

崔之元：比如说西方的媒体，也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媒体，都把十七届三中全会，理解为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就是私有化，但是我认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它错误的原因我觉得实际就是和我们打不破那个两分法有关，土地所有制只能是私有或者公有，因为你只有这两种描述方法以后，那么任何一个中间状态，比如说土地承包权流转，它就无法刻画，我现在并不讨论这个做法对还是不对，而是说现在流行的这种两分法，使我们已经无法刻画它准确的现实，更何况能够更有效的来探索使它改革、创新的途径。

王鲁湘：那么包括像经济民主也是这样，我们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主张是政治民主，但是在经济民主上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倾向于，比如说他默认现在的在经济领域中间的两极分化，对不对？那你们就会提出，政治民主同时必须也要实现经济民主。那么您的经济民主的概念是怎么来的？

崔之元：最早这个概念我第一次受到启发是通过阅读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以后的，因为德国战败，在德国很多城市包括慕尼黑，都成立了慕尼黑共和国，那么后来的《魏玛宪法》虽然和慕尼黑共和国不一样，但是因为《魏玛宪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立的，它的第一个总统也是一个工人出身，所以那个宪法里他明确写上了，要实现经济民主，使得劳动者能够参加到经济生产过程的决策，并且能够分享到经济生活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民主的概念是非常好，而且和我们现在党中央所倡导的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成果，而且改革的过程也还要依靠人民，这两个既依靠人民改革，又让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公有、私有、转轨、接轨，流行概念是否误导国人观念？从中国到西方，从改革开放到金融危机，人类制度创新的脚步怎样刻画？中国"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

2008年是在中国和全世界都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我认为，如果今后的历史学家总结这个2008年的话，将载入史册的，可能是我们在今后这两个月里边，如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因为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判断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改革的性质是什么？那么一种在西方非常流行，我觉得在中国也有相当影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改革就是叫做转轨，或者说叫做和国际惯例接轨，在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里面，在1989年以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转轨经济学，那么中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说法也非常流行。

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我实际上认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非常误导的，我认为我们如果把改革这个过程理解为一个转轨，或者接轨，将不能够实事求是的反映，我们改革的非常丰富生动的内容和过程，而且将使我们丧失了进一步有效的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想象力。

那么我想先展开说一下，制度创新是什么意思。我想之所以这种转轨或者接轨的思路在国际和国内，其实都是相当流行的一种思路，是和1989年苏东的变化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有密切关系的。

在苏联解体以后，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个重要的官员，他是一个日籍美国人，叫福山。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历史的终结》，就是说黑格尔当时曾寓言到的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在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那么今后人类历史将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基本上定型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当然可以有一些微调，小的变动，比如说如果今天奥巴马当选，还是麦肯恩当选，但是基本上人类历史已经结束，达到了历史的终结，那么这种观点对形成改革就是转轨，或者接轨的说法，我觉得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那么这个观点我认为是一个严重错误，它实际上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什么叫制度拜物教呢？

它指的是说呢，把人们的一些抽象的理想和理念，直接等同于某一个具体的现实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理想和理念：民主，或者市场经济。然后我们把美国的现在的这种两党制的选举制度，就直接等同于民主这个抽象的理念或者理想，或者说把美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就直接等同于市场经济，这就成为制度拜物教。

那么这种制度拜物教的思路，就使得我们无法描述中国改革过程当中已经发生并且正在不断的发生的大量的制度创新的事实。最近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对制度拜物教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大和深刻的挑战，比如说市场经济这个理念，能够等同于美国的具体的市场金融的制度安排吗？大家看，原来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市场经济中非常关键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投资银行，现在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五大投资银行要不然倒闭，要不然转型。那么这个例子实际上也说明，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抽象的理念，不能够被等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的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

那么从政治民主上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不能够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的理念和理想，那么如果我们摆脱了这种制度拜物教以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视角来真正认识到我们改革的过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而且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