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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调查

2010年07月16日 16:00 凤凰网专稿【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文革期间牧师被批斗教堂被捣毁但家庭教会依然存在

于建嵘：我们在温州调查，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越打击它，越发展得快。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建嵘：就这个原因，我当时在温州，我也去访问了很多人，它有一个，它的教义中间有一个赎罪心理，就我遭到打击越严重，我离上帝越近，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带来了反弹，所以很多人加入了这个，我更有动力去发展人去入教，那么这个是反而发展得很快。

解说：改革开放以后，更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在中国推开，一批在六七十年代放弃宗教信仰的人又开始公开信教，而另一方面知识阶层大量进入教会，城市家庭教会也发展起来，写字楼、出租房或者家庭中，都成为他们的聚会场所。

记者：那现在这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的活动，多半是公开的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呢，还是说也有的是偷偷的秘密进行的？

于建嵘：基本都是公开的，我见到这些教会他们现在都不隐瞒。还有很有意思，我们认为信教都是私人的事情，你到湖南去了他都贴在门上，贴对联，我们家信教，我们家有教会贴一个十字架，贴一些对联。

记者：这对联上一般都怎么写？

于建嵘：都是感谢感谢主啊，什么什么嘛，都是这个宗教的一些话语，贴到对联上去。

记者：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是基督教徒。

于建嵘：对对，所以这个中国的，他现在隐瞒下来的很少。但也可能有一些地下的，我们都不知道的，也有，但是那些我分析，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你去和他交往之后他都会说我是信教的，我怎么样，他会告诉你。

解说：这是我们在一次采访中拍摄的画面，老奶奶的孙子讨要工钱被人砍伤，她就不断地向主祷告，这个一无所有的家庭在宗教中得到现世的精神温暖。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基督教的符号，一贫如洗的家庭也不忘在显要的地方贴上关于信仰的对联。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地方政府采取了怎样的管理方式呢？

记者：那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当地的基层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

于建嵘：有不一样，有些地方它是一个装作不看见，就我在这一项调查，调查家庭教会，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就问那个地方官员说，你们家庭教会有没有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看看，因为他那个家庭教会，不像我们说躲在家里，他已经打了很大的牌子，很大很大的牌子。

记者：牌子上写的什么？

于建嵘：叫做基督教聚会区，很大的一个牌子，它也不是教堂，挂了个大牌子，那么我一说，你看看那个地方不是有吗？他说没看见，我说你看看，我都看见你没看见，他说没看见，我说为什么，他说中央没看见，我怎么看得见，另外一种以非法聚会的地方进行打压，还有一些地方，最近一个两个月来，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取缔你这个地方，我现在要通知你这个房主，你不能租房子给这些人，你没办法了吧，所以讲公开对抗有过，公开对抗，也就是所谓非法聚会的名义，但是主要的方式还是比较软，比较软。很多的大量的地方，会装作没看见，没看见，我看不见。

记者：有没有一些家庭教会的成员给您描述过，当他们的活动被取缔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

于建嵘：对，不但描述过，他们还给我看过录像，我到浙江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给我看录像，取缔他们的时候，她说他取缔我们我们也不对抗，我们照样拿着我们的《圣经》，寻找我们的上帝。

记者：那他们的心中会对采取，比如说打压措施的这些人会有愤恨吗？

于建嵘：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当时给我回答两个，第一个，这种苦难可能是上帝要他接受的，我们只能接受它。另外一个说，我们向上帝祈祷，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很少有人问到说，我们去怎么样怎么样，很少的。

家庭教会会否成为“邪教”的土壤

曾子墨：关于集会，中国1989年通过的《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但是大量存在的没有按规定到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的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显然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规模，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否又会成为“邪教”的土壤呢？

解说：在于建嵘收集的资料中，有关于“三班仆人教”的全部资料。

2006年2月28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邪教杀人案，一个被称为“三班仆人派”的地下教会涉嫌杀害另一个地下教会“东方闪电派”的信徒多达20人。双方都自称基督教，都被公安部定为邪教组织。争夺信徒是命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规模对家庭教会有什么影响呢？

记者：那家庭教会现在发展的规模一般都能够有多大？

于建嵘：情况不一样，因为家庭教会它也有一种组织结构不一样的，有宝塔式的家庭教会，有一个总负责人，下面的不同，这个有些发展下来，可能也有几万人，也有些扁平式的，就是互相之间都不隶属关系，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家庭教会一般的，有两三百人，三四百人的也有，也有一千到两千人，但是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这个人员的隶属关系，比如说我今天这里，可能一个大教堂，很多人来参加活动，做完了就走了，那种隶属关系的，很严格的隶属关系的，往会走向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记者：那家庭教会内部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这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全一样，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基本方式是一个宝塔式的。比如“三班仆人教”，他有一个大仆人，二仆人，下面有使女，各个省有使女，是吧，有各个省，有不同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上下关系的一个教会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组织比较严密，而且人员是比较固定，另外一种现在更多的家庭教会的方式，就是比如讲，它有几个知事，有几个管事的人，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租来一个地方，我们做宗教活动，我们请来一个有宣道的神父，是吧，我们互相之间有管钱的，有管事的，也有几个人，也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它基本上，这种大的现在就是各个教会独立的情况，这个比较多，这种反而比较多。但是在河南的很多都是宝塔式的。

记者：这和所有信众教徒，他的知识架构，他的眼界有关系吗？

于建嵘：有，应该有关系，一般的知识分子，知识比较高的，他不愿意加入那个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教会的，而农村有些反而愿意加入这个东西，我就在河南的农村调查的时候，有人就愿意，说这个好啊，兄弟姐妹多了，互相帮助的人多了，我可以找到人，是吧，我出了什么事有人帮我。

解说：在许多家庭教会内部，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且他们有专门的培训系统，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教会培养输送神职人员。而这一套体系也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没有一个规范的模式。有的甚至处于地下状态。

记者：那内部的学校培训体系是什么样的？

于建嵘：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当时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他们都赶过去看我，因为我在那里调查，他们刚好礼拜天去了，去的那一天，我带他们看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学校，他们当时都目瞪口呆，我们到了一个写字楼，外面也看不出是学校，不是写字楼，就是居民楼，坐电梯上去之后，一点都看不出，一个普通的居民楼，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里面有20多个孩子在里面做培训。而且这20多个孩子三个月之内不能离开这个门，包吃包住，你们就在这里。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里充满着一种幽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你们教他什么，他们怎么来的，从网上招聘来的，有些还是大学生。

记者：要付学费吗？

于建嵘：不要付学费，包吃包住，不要学费，将来还有份工作，你去宣道，你想对有些现在这个社会是有吸引力的，我不是说这种学校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担心它什么地方，因为它教育了什么，学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整个社会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不知道，他在里面，我最担心的实际上是这问题，所以我在国家提出来，我说你不如让他公开办，是吧，我好管理。

解说：于建嵘在调查中发现，江浙等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家庭教会甚至有自己的教堂，或者为了回避行政管理，把新建的楼当作教堂，有的可以容纳几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