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媒体都在谈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的人被称为“同志”。三十年间,这个指称在民间彻底换了一个群体,他们就是同性恋者,更重要的是,三十年中他们的境遇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逐渐地被社会接纳、理解和宽容。
解说:他叫童戈,知名同性恋文学作家,同性恋研究者,他本人也是一名同性恋者。这是他首度接受电视媒体专访,从秘密到公开,从遭受牢狱到被尊为学者,如今他要努力为自己的群体发出声音。
子墨:童戈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童戈:曾经有一个姓童的孩子,在当年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伤害了我,还是我伤害了他,所以一直在我的心里头存在着那么一个困惑,然后我在想到我的笔名的时候,这个“童”,儿童的“童”又和同志的“同”同音那个戈,就好像还有点儿很传统的意思吧,我要战斗。
解说:在圈子里人们都尊称他为“童戈老师”,写作,调研是他如今主要的工作,但是他的青年时光常常在压抑、分裂中度过,那个年代的“同志”不少人都有不堪回首的往事。
童戈:与同性恋朋友约会时被便衣警察抓住
子墨:早期您所经历过的,让您记忆最深刻的,同性恋遭受歧视的事情是什么?
童戈:我个人遭受的就是被关在,被拘留的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儿触目惊心的。
子墨:您介意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吗?
童戈:我和我的朋友两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发生了性的东西,他不应该被惩治,可是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在外面见面的时候,就被便衣警察追踪到家里,而且我们完成性过程这个时间破门而入,这究竟是我们在违法,还是警察在违法呢?这个事情在过去还是比较普遍的。
子墨:这是发生在20世纪什么时候的事情?
童戈:90年代初期。
子墨:给您的震撼大吗?
童戈:非常大,因为这个事情,我自己辞职的,但是其中也有被迫的成份,否则我会在体制内享受体制的一切优越,包括职称,包括房子,包括工资,包括一切。
子墨:被拘留,公安有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法?
童戈:流氓活动啊,你刚才谈到我感触为什么这么深?就是当我关在牢房里,真正地和那些赌博的,打架斗殴的,倒卖假银元的小偷等等关在一个屋子里头,我一个在社会上已经有所声望的一个作家,一个很著名的编辑家,那种羞辱感说不出来。
子墨:单位的领导会对你颇有微辞,或者是另眼看待吗?
童戈:这个大家的议论就很多了,当时如果听的话,我就只有自杀了,牢房外面附近有火车,所以我当时决定,就放我出去的那一天,我就沿着火车道远远地走,当我走不动了,我就扎到火车轮子下去,当我拘留期满放出来那一天,有一个朋友就在铁门外等着我,这样给我一种振作。
背负婚姻家庭“老男同志”活得很累
解说: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因为受歧视,30%~35%的人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67%的人感到“非常孤独”,63%的人感到“相当压抑”,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而童戈作为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同性恋者,他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生活得很累是他曾经最强烈的感受。
子墨:活得累是您这个年龄的许多“同志”一种共同的感受吗?
童戈:是的,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同志”几乎是说是对于同性恋,甚至这三个字都没有听到过的情况下,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然后身上已经背负了很多的婚姻、家庭、子女、职务,甚至职业这些个负担,已经不像年轻人这样可以自由了。
子墨:但这样的异性婚姻是不是会带给“同志”人群更多的痛苦呢?
童戈:它成为了一柄双刃剑,有的会更尽心尽力地来扮演好,演好丈夫的角色,父亲的角色,也有的是把自己对于整个异性婚姻的不满,又用最传统的男尊女卑的东西转嫁到妻子身上,欺负妻子的也有。
子墨:今天的可能像80后很多“同志”,也许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心态和你们非常不一样吗?
童戈:非常不一样,他们并不避讳自己性的身份,也不避讳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需求,而且可以去选择更多的方式,就和我们没有选择是不一样的。
解说:经历岁月磨砺,谈及妻子和儿子,童戈也充满爱意,一份不权威的调查显示,80%的“同志”最后还是选择了婚姻,目前中国同性恋者人数估计在3600万到4800万之间,其中大学生的同性恋比例接近10%。
编辑: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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