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革释放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无政府主义

王蒙：你们二位都见多识广了，我还有一条，我始终我弄不清楚，因为我也走过世界很多地方，我也碰到过那种什么飞机误点，一直误到三十几个小时的情况，比如美国这种误点也很多，它误点最多的情况下他就是给你一顿饭钱，有一次他因为误一天一夜还给了我一个打电话的钱，说你这可以通知你将要去的目的地的人，那时候长途也贵，我感觉她服务的也很好，但是咱们中国有一段出了说误点以后赔偿，这不自己给自己招事吗，你误点能说清楚的事吗。

查建英：不是赔机票吧。

王蒙：赔钱。

窦文涛：有赔的。

王蒙：中国就有一段时期很强调赔钱，我还被赔过二百块钱什么三百块钱，所以中国就不断的发生比如到了巴黎了不下飞机，要求赔偿，这个按道理是应该逮捕的，航空有航空管理法，在飞行器上你拒绝下飞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要干什么？我要请教的是你们二位，你们见多识广，比我年轻力壮，这个事情各国有没有因为误点而给现金赔偿的。

查建英：我见过是给三百美金的赔偿费，我是曾经有一次到了飞机场了他当场说我们对不起这航班取消了，而且是他们错，就是他卖票卖多了，就本来这飞机能坐几百人，是他的错误。

王蒙：那不是因为延误，不是误点赔偿。

查建英：他是取消航班，是可以赔偿，不是赔你整个机票，赔一部分，让你下次还可以再订。

窦文涛：他这里是不是还有个责任原因，而且中国人觉得有一个就说是，他不都说是有个空怒族，英文的南华早报登过一篇报道，就是说在某个月里，首都机场准点的只有18%，就等于说他说好像中国所有的机场都做不到一半以上的航班准点，所以他说越来越多的这种晚点造成了这种愤怒的乘客，国际舆论把他们叫空怒族，说为此香港航空公司已经让空姐开始练咏春拳。

查建英：我看过一个最美好的误点是那个费城交响乐队他们成员正好是来演出的时候，误点在飞机里坐了四个小时，特别热，结果他们几个成员就临时就说我们给大家即兴演出一下，而且这个好像在还是在哪上面就很火。

王蒙：可能是由于咱们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所以我们对于耽误一点时间我们特别敏感，觉得很可怕，觉得你会受到莫大的损失，你会失去很多的机遇。

窦文涛：所以叫争前恐后，害怕给落在后边，但您说咱要是不能等待，您那天讲这个，就刚才讲这个办证难，那咱们又是一个等待的民族。

王蒙：又善于等待。

窦文涛：好家伙，往返往北京跑了三千多公里跑六趟，他回去拿个证件去。

王蒙：新疆少数民族更能等待，因为他事先联络什么事又很难，那时候当然也没有手机，座机也没有，他要去找办个什么事，到了那说那没人上班，他蹲在那墙角他不吃不喝，他可以蹲十个小时，我也见过，这我也服了。

查建英：这国家大什么人都也。

王蒙：文革释放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无政府主义

窦文涛：那要按您刚才讲这角度说，我提一话题，您说文革在这个角度上算不算是释放了中国人的骨子里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呢？

王蒙：有一部分。

窦文涛：最近为什么我说这事，这个你们两位应该是有兴趣聊，就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把全班北京八中，他当年还是学生领袖。

查建英：他是西纠的发起人好像，而且是校革委会主任。

窦文涛：其实打老师据说他也不算最厉害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学生和老师都白发苍苍了，他专门前一阵组织一个活动，就是学生向老师鞠躬，说当年虐待过老师，批斗过老师，给老师道歉，他觉得都是，他引用曹操的诗，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说没有多少日子了，我觉得不能把责任都推到，老师们也说，说这个不能怪学生，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有个人的责任。

王蒙：对，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己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是历史的责任，文化的责任就是文化的责任，领导的责任就是领导的责任，您别互相别搀和，我对这个新闻详情我不知道，我还是抱有一个肯定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好，咱们爱什么事都办到一块，都好像搅和到一块，当然你要说他个人，他个人不可能做到这样，但是他至少认为自己有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