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广美：但是那个时候的那种全民一心，就是那种送家里的干粮，就是真的是家里面有什么饼干、糖果，管你进口的、国产的，什么东西，反正你就是有什么东西，矿泉水，有棉被，多余的那个叫什么？睡袋啊。然后账篷。就是大家，哎，谁有车赶快来接我，我要把那个物资集中到什么一个广场里面然后让他们送过去。就是说你起码那个时候你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做上一点点什么事情。

窦文涛：嗯。

孟广美：你看到成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无力感，非常无力。

窦文涛：我还有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在上海，就是全国哀悼日那个时候。

梁文道：嗯。

窦文涛：我也是印象很深，就是你说的这种万众一心，我现在开始怀疑，就是这个要是万众，要是在同样的一种情绪里，产生一些物理的能量。你说本来啊，我反应没有那么大，在上海。就说了到那个钟几点、几分，我就看着这个窗外，这个车啊，这个马路上的这个车“咔”就停下来了，然后这个上海的黄埔江上。

梁文道：响那个汽笛吗？

窦文涛：整个全城是“呜”的汽笛长鸣，哎哟，我就觉得突然间是一种从外面袭来的一下子，我觉得就刺痛了我的这个心。你说说这个，当时我就，那个情况好像真的是感觉到这个全国哀悼日，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突然一阵刺痛。

梁文道：我是对这种集体的热情或者什么，我一向都很免疫的。我通常在大家都很狂热的那个时候，我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推出去。当然那几天也会很难受，但我也没怎么哭其实，只不过流下一、两滴眼泪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很冷静。因为我想的全都是很现实的事情，比如说那个灾区路封了，哎，他们会怎么进去？就说像你刚才讲，我们在香港隔得很远能做什么事儿？我们这边还有工作，也不能去当志愿者，那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帮助发一下志愿者的消息，让他们能够协调，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显示救灾的问题，我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想得都是最实际的问题。

窦文涛：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

梁文道：就是不能够去想太难。

窦文涛：我现在觉得呀，就是说这个记忆啊，一年了，你说起一个记忆，你看刚才咱们三个人说的，我就发现啊，过去我们说的什么历史记忆、对过去的记忆啊，基本上是一种主旋律记忆。你明白吗？像我们从小学作文，中心思想主题的一个记忆。比如说像你说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是这样的记忆。可是我实际发现，大家静下心来聊天，每个人的记忆都特别的具体。

比如说你看，我那天看一个博客，就是一个妈妈，她就说她七岁的女儿，在地震当中死了。然后你就看她的这个记忆，太具体的一个人，就是说，妈妈记得你一岁在干什么，五岁在学弹钢琴，六岁在跟哪个哪个老师学古筝，七岁在学会了骑自行车，你明白吗？她这太具体的一个事情，但是就这样一个生命，“啪”没了，你明白吗？

梁文道：我懂，我懂。

窦文涛：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你知道吗？不是一个数字，说几万人，是吧？

梁文道：当然、当然。所以我觉得我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写了一些悼词。那个悼词，我一直相信，悼词啊，或者仪式这些东西是给在生者，不是给死者的，死者已矣，对不对？但在生者需要的比如说需要安慰，或者需要哀悼，那个安慰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说你要让这些在生的人知道，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老师，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这么一批的离开了，他们在地球上留下一些东西，那些东西还在我们身上。

就我常常在想这个东西，我们跟死了的人的关系是什么？主要就是记忆，或者他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是看得见的。比如说我的某种习惯，假如有一天，在你身边很重要的人死了，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的那个习惯会在你身上继续下去对不对？

窦文涛：嗯。

梁文道：那你想到这个你就会想到这就是我跟死者的联系。那所以我觉得这种记忆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记忆我们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一个广泛的同情心的基础。我为什么觉得那种一刹间的集体热情对我来讲，我好像本能的免疫，或者是有距离感，就在于那个东西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

那个东西跟真正的，对个体的同情心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靠那个东西来推动我们对于灾区或者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儿，它是一时的。那现在过了一年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靠对具体的人的感觉了。那这个具体人的感觉就是首先需要我们就是想到那位妈妈，她的孩子死了。她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她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这里面死的每一个人，他的亲人，他的家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对死去的人的感觉是什么？

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就想起来，我们真的需要把一个一个人的故事重新还原出来。那第一步当然就只是说我们找回所有的名单，因为到现在也还没有，到底死了多少人？数字也没有。但是到了下一步的时候，就是甚至应该有口述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为了要揭人疮疤，让你重新记一遍很痛苦，而为了让他说出来之后啊，他其实是一种释放。